劉若愚在該書《餘論》中，首先總結其所論六大詞家的特點：北宋詞發展的總體趨勢是擺脫唐代曲子詞音樂附庸的地位和稚拙的技巧，發展成為詩之一種正常而純熟的體裁。在這個趨勢中，北宋六大詞家各自呈現出獨特的光芒。我們看到晏殊和歐陽修如何繼承花間派的傳統，表現出情操的高雅和感覺的敏銳；柳永如何以感情寫實主義填詞，為慢詞的發展作出開拓性的貢獻；秦觀如何將情思與文辭雅化而自成一家；蘇軾如何以其理性和機智拓寬詞的題材與風格；周邦彥如何綜合前人詞風，達到微妙而精細的新境界。
接著討論雙聲、疊韻、疊字等在詞中的運用效果，作為本書分析的補充。
然後論及其他一些比較重要的北宋詞人，如張先、晏幾道等，這些詞人盡管也很優秀，隻是在詞史上不如六大詞家有代表性，故不作專門研究。另外，兩宋之交的女詞人李清照，因其生活時間已經超出本書範圍，故不能列入專門討論。
南宋詞受蘇軾或周邦彥影響而呈現出兩種主要趨勢：辛棄疾受蘇軾影響，用詞來表現英雄式的愛國情操和人生哲理，無處不在的引經據典，高者體現出博學的風範，下者則未免“掉書袋”的習氣。受周邦彥影響的詞人有薑夔和吳文英。薑夔較周邦彥更為微妙與精細，他避開強烈的感情，以冷靜的態度觀察人生，詞境清空、冷峻而略帶悲哀。吳文英駕馭文字的技巧十分高妙。他的詞展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複雜組織，富於情感而動人感官。不缺少華麗的裝飾，奇異的想像，及其對細枝末節的全神貫注，但缺少雄壯、宏偉和崇高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