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若愚著作出版之後，美國詞學研究的風氣較從前為盛。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的《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0），是一部有影響的詞學專著，大陸曾有文章評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有中譯本（李奭學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劉若愚為此書寫了書評，摘譯如下：
近來越來越多的關於詞的英文書籍和文章的出版，很是令人欣慰。在本書導言一章，作者首先描述在唐朝文化傳承過程中詞的出現，並把文人所寫的詞與上世紀末於敦煌發現的通俗曲進行比較。然後，她提出以“小令”（“小的曲子”如短的抒情詩）形式出現的早期詞，是由絕句或四行詩發展而來，而後又發展成為兩段的形式。
在第二章裏，作者論述領導新詞派的兩個先驅——溫庭筠和韋莊。她將前者的“含蓄之詞”和後者的“直率之詞”作對比，並把前者的詞描述為“意象呈現”後者是“直觀表達”。這大體上與傳統觀念一致，即溫庭筠是婉約（孫康宜翻譯為“小心地克製”，但我寧願譯為“間接而簡明的”）詞派的奠基人，韋莊是豪放（“英雄式的狂熱”或“強大而自由的”）詞派的奠基人。
在第三章裏，作者沿著李煜詞風發展的軌跡，特別地強調李對兩段結構發展的貢獻以及他對詞的敘述性和描寫性元素的引入。抒發情感由一種向另一種的發展變化，通過兩段結構的形式得到強調，這是李煜詞風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他後期的詞很少不是按照這個組織法則來創作的。
第四章主要介紹抒情詞人柳永——慢詞（“緩慢的抒情詞”如較長的抒情詞）的主要推動者。特別關注他對“領字”的使用，如引導並列或從屬結構的幾句詩句的開頭音節。作者注意到柳永詞的敘述性和描寫性元素在抒情表達中的結合，並用這樣的話來總結他的成績：慢詞理論經曆幾百年的發展，相當大程度上由柳永詞的有序結構、個性化的華美辭藻及性質影響而成為一種慣例，而柳詞的特征被認為是依照小令美學理論而來的例外。（157頁）
在最後一章，作者論及蘇軾的抒情詞及其流派，並與蘇自己的詩歌進行對比，這樣可以顯示出一般的差別。她相信，對蘇軾來說詞“已成為觀察表現生活中的審美體驗的非常好的手段”，她也相信，“貫穿詩歌的自我實現標示抒情詩詞的最獨特的功能”（165頁）。她進一步注意到，蘇軾是“第一個用很長的序來揭示寫作背後隱藏的強烈而熱切情感的詞人”（166頁），並得出這樣的結論“蘇軾不僅代表開拓傳統詞人的視野這個長久而持續的過程，而且，向深層次的意象表達邁出重要的一步”（205頁）。這最後一章之後就是簡短的結語。
當然，上麵的概要對本書中許多有創見的評論是不充分的。學習中國詩歌的學生會發現，不論在什麼時候反複查閱它都會有收獲，特別是有關結構方麵的細微之處。
在另一方麵，如果，每一首詩或每一位詩人境界的特性不是獨一無二的，或者，每一位詩人的典型方法與其外部自然境界和文化境界互相影響，那麼，過分關注結構和語言的分析就不能總為我們詳盡討論詩的特色提供足夠的空間。
同樣，作者傾向於用二分法看事物（例如，“含蓄意思”與“直接意思”，“想像語言”與“抒情語言”，“文人詞”與“通俗詞”），這固然可以消除對中國抒情詩以及整個詩歌特性的模糊性的誤解，不過中國詩包含各種元素的綜合——語言的、文化的、文人的、藝術家的——而不僅僅是任何層麵上的相反兩方麵相互爭論的結果，更不是嚴格執著於它們中的任何一個。作者意識到過於簡單敘述和簡單分類的不妥，其可取之處是告訴讀者不要犯這類錯誤。
最後，作者重點強調一些相對被忽視的正統詞人的創新，像馮延巳、晏殊、歐陽修和秦觀，他們的詞本身具有內在的審美價值，就像討論過的那些一樣。這樣，這本書不是，也不打算是，特定的一個時間跨段間全麵的詞的體裁曆史，它僅是一個對早期詞發展的重點部分的導論（或者說用作者自己的術語來講是“裏程碑”）。
密歇根大學的林順夫教授著有《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薑夔與南宋詞》（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8），該書把南宋的格物觀念應用在詠物詞的研究上，揭示出中國思想史與文學的密切關係。劉若愚為此書也寫了書評，摘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