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愚取消了艾布拉姆斯在作品與世界之間的“模仿理論”，提出在作者與世界之間存在著“形上理論”。
所謂“形上理論”是指認定“文學是宇宙原理的顯示”的各種理論。劉若愚在早期的著作《中國詩學》中，曾把這一理論稱為“妙悟主義理論”。在“形上理論”中，宇宙原理通常稱為“道”，而“道”可以簡述為萬物的唯一原理與萬有的根源。在《周易·係辭傳》中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說，便是以“形上理論”命名的哲學基礎。
典型的“形上理論”如劉勰《文心雕龍·原道》：“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倫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由於“天文”和“人文”都是“道”的顯現，所以通過“天文”與“人文”去探究“道”的變化規律，然後運用在文學事業之中，正是“形上理論”的精義所在。
但是，劉若愚在引述某些不一定屬於“形上理論”的材料時，似乎有牽強附會地與“形上理論”掛鉤的傾向。例如《周易·係辭傳》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羅根澤《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曾將此解作體現了“寫作模仿自然”的觀念萌芽。劉若愚不同意羅根澤的解釋，他說：“可是，八卦顯然是抽象的符號，不是模仿自然萬物的象形字，因此，認為這段表示寫作象征自然的根本原理，似較真實。”其實，“八卦”雖然可以認為是抽象的符號，但也是“形而下”的東西，而不是所謂形而上的“根本原理”。朱熹《周易本義》即說：“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黃慶萱批評說：“劉君‘認為這段表示寫作象征自然的根本原理’，亦不可解。所謂‘象征’，最簡單的定義是：‘以一種看得見的符號來表現看不見的事物。’劉君既以‘八卦顯然是抽象的符號’，而所引包羲氏‘仰觀俯觀’者，又全是看得見的事物；這豈非把‘象征’變成以‘抽象的符號’表現‘客觀的事物’？定義完全顛倒了。”所以，把《易傳》此段“視為‘模仿理論’較妥。劉書無‘模仿理論’，實為缺憾。”
另外，在《中國文學理論》出版之後，劉若愚又撰寫《中西文學理論的綜合》一文，談到：
第一，“文學是宇宙之‘道’的表現”，這種中國人形上學概念與杜夫潤認為“藝術是‘存在’（Being）之表現”這種概念是可以並比的；而道家的“道”本身的概念，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說闡明的現象學-存在主義的‘存在’概念（phenomenological-existential concept of Being）是可以並比的。第二，持有形上學文學理論的一些中國批評家，主張“物我合一”和“情景不分”，正像有些現象學家主張“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合一，“知覺”（noesis）與“知覺對象”（noema）不分一樣。
劉若愚在這裏將中國“形上學”與西方“現象學”作了平行比較。但是，中國的“形上”與“形下”概念是“一分為二”的，“形上”的概念有“道”、“太極”、“理”、“無”、“本體”等等，“形下”的概念有“器”、“陰陽”、“氣”、“有”、“功用”等等。而西方的“存在”（Being）概念，雖然有“在上”（Onto）和“存在物”（Exist）二義，但卻是“合二而一”的東西。西方哲學由“在上”的觀念，發展出“本體論”（Ontology）；由“存在物”觀念發展出“存在哲學”（Existential philosophy），並衍生出“現象學”（Phenomenology）。二者皆屬“形上學”的範疇。簡而言之，“存在”、“現象”在西方可以是“形上學”論題，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卻隻屬於“形下”概念；中國的“物我合一”和“情景不分”等等，都屬於“形下”討論的範疇，而不是什麼“宇宙原理的顯示”。因此，劉若愚在將中國“形上學”理論與西方“現象學”理論作比較時，除了指出其類似點之外，還應該就其不同點作分析，以免後學誤會二者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