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若愚的文學四要素圓環圖標中，歸納出中國六種文學理論，分屬藝術生產過程的四個階段。就邏輯結構而言，劉書分章可能有兩種選擇：一是按照理論流別分，每一章講述一種理論，加上前麵的《導論》和後麵的《綜合》，共有八章；二是按照藝術生產階段劃分，四個階段各一章，加上首尾兩章，共計六章。但是現在劉書分成七章，除了首尾兩章，中分五章，六種文學理論，隻有“決定理論”與“表現理論”合為一章。而這兩種理論分屬藝術流程的不同階段，為何合為一章？令人不解。黃慶萱統計了劉書各章的頁碼，發現原來是“決定理論”隻有四頁的篇幅，不便單獨立章，若合上“形上理論”（有四十七頁），顯得太長，隻好往下與“表現理論”拚合成一章，湊成二十五頁。
所謂“決定理論”，是指“文學是當代政治和社會現況不自覺與不可避免的反映或顯示”，換言之，文學的內涵是由當時社會現實所決定的。這種觀點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存在決定意識”的思想，在中國古代與這種觀點類似的論述應當不少。然而劉若愚所引述的“決定理論”的材料，隻有“季劄觀樂”、《禮記·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詩大序》”、“鄭玄《詩譜序》”和“清初汪琬有關論述”等幾條材料。引述如此之少，原因何在？一個原因可能是由於劉若愚對“決定理論”規定甚嚴，他說：“這種決定論的概念，正像形上概念和模仿概念，主要地集中在宇宙與作家之間的關係，或稱藝術過程的第一階段。可是它與形上概念不同的是，它將宇宙視同人類社會，而不是遍在的道；與模仿概念不同的是，它認定作家對宇宙的關係，是不自覺的顯示而不是有意的模仿。”其實，既然論到“決定”，無論自覺與不自覺，皆在“被決定”之列，而與“模仿理論”無關（劉若愚四要素圓形理論架構圖表，未給模仿理論留下位置，不知何以在此處又冒出了“模仿理論”）。另一方麵可能的原因是，為劉若愚搜集整理材料的研究助理路易莎·李德（Louisa Mcdonald Read）未能找到足夠的材料，因此造成了劉若愚的一個誤解：“決定論的概念在中國文學批評中，沒有詳細的論述。”其實，仔細搜檢中國文學批評曆代文獻，闡述“決定理論”的為數不少。黃慶萱舉出了班固《漢書·藝文誌·詩賦略》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說（黃氏以為“感於哀樂”是表現理論，“緣事而發”是決定理論。其實“感於哀樂”是被外界的哀樂之聲所感召，而不是自己抒發哀樂之情，所以兩者都是社會現實影響文學的決定理論）。白居易《與元九書》“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以及梅聖俞、朱熹等人的有關論述，並特別舉出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所闡發的“時運交替，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的觀點，認為這也是標準的“決定論”，不知劉若愚為何視而不見。
在黃慶萱所舉之外涉及決定理論的材料尚多，如劉禹錫有《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論道：“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複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複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這個“文章與時高下”的理論影響甚大，後來的學者常常引用發揮，如歐陽修《新唐書·藝文誌》：“曆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能百出，不可窮極，何其興衰。”都穆《陸賈〈新語〉後記》：“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郎瑛《七修類稿》：“嚐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略。究而言之，文章與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凡此各家，皆認定社會政治的盛衰決定著文章的高下，自然可以補入“決定理論”。
綜上所述，劉若愚關於“決定論的概念在中國文學批評中，沒有詳細的論述”的論斷是不準確的，雖然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中國曆代文學中有關“決定理論”的材料網羅齊備，但是仔細搜集，寫成與其他理論並列的一章是完全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