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理論”主張，文學是一種以語言為材料的技藝。由於“技巧理論”與“表現理論”都屬於藝術過程的第二階段，所以二者之間常有混淆或者常常相伴而出現。劉若愚指出，“技巧理論”認為寫作過程不是思想情感的自然表現過程，而是語言或格律的精心構成過程。但是，在文學作品中，情感的表現必須依賴語言；而語言構成的目的又在於表現情感。所以，這兩種理論既然難以區分，也許就沒有截然分開的必要。
例如，劉若愚所引錄的高啟的詩論：“詩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獨庵集序》）這裏所說的“格”主要指文學體裁格式，所說的“意”主要指思想內容情感，所說的“趣”指藝術審美特性，三者在作品中是有機統一的整體。如果我們把“格以辨其體”認為是“技巧理論”，把後二者認為是“表現理論”，顯然並不合適。所以劉若愚也承認，高啟的詩論“並非純粹是技巧理論，而是含有部分的表現理論”。
又如，劉若愚所引清人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序》：“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文，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禦其精而遺其粗者。”其中的“神理氣味”可稱為表現的內在本質，屬於“表現理論”；而“格律聲色”可稱為表現的形式技巧，屬於“技巧理論”。作家必須通過形式技巧才能接觸到內在本質，而深入內在本質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得意忘言”的過程。所以，劉若愚所分列的“表現理論”和“技巧理論”其實是一個理論的兩個側麵，合則雙美，分則兩傷。黃慶萱也主張：“把技巧理論並入表現理論，成為‘文能逮意’一體的兩麵。技巧側重‘文’的一麵，表現側重‘意’的一麵，精確而生動地表現心意，方構成文學上表現理論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