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理論”主要作用於藝術過程的第四階段，它強調文學是達到政治、社會、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這種理論由於得到儒家的讚許，在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是最有影響力的理論之一。由於運用廣泛，這一理論常常與其他理論使用類似的術語，但內涵卻很不相同。
如“形上理論”的代表觀念之一是“文以明道”，劉勰《文心雕龍·明道篇》：“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而“實用理論”的代表觀念之一是“文以載道”，周敦頤《通書·文辭第二十八》：“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劉若愚很清晰地指出兩種理論的區別：“形上和實用理論批評家都談論文學與‘道’的關係，可是前者認為文學是‘道’的顯示，而後者認為文學是宣揚‘道’的工具；至於‘道乃宇宙原理’的形上概念，與‘道乃道德’的實用概念，這兩者之間的不同，那更不用說了。”
又如“實用理論”的代表觀念“文以載道”與“表現理論”的代表觀念“詩言誌”構成中國文學領域的兩種主要潮流。周作人在《新文學源流》一書中論述道：
文學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內的，後來因為性質不同分化了出來。分出之後，在文學的領域內馬上又有了兩種不同的潮流：
（甲）詩言誌——言誌派
（乙）文以載道——載道派
言誌之外所以又生出載道派的原因，是因為文學剛從宗教脫出之後，原來的勢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學之內，有些人以為單是言誌未免太無聊，於是便主張以文學為工具。再藉這工具將另外的更重要的東西——“道”，表現出來。這兩種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國的文學史。
這兩種文學潮流有時用語也難以區分，如沈德潛《說詩晬語》論道：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重也。
這裏如同“表現理論”一樣提到“理性情”，差別何在？劉若愚指出，在討論文學與個人性情之關係時，“表現理論”認為文學是作家個人性情的表現，而“實用理論”認為文學是陶冶或調節讀者之性情的手段。
“實用理論”與“決定理論”也是相互關聯的。如鄭玄《詩譜序》雲：
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迄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
這裏所說太平盛世則一遍“頌聲”，荒淫亂世則“變風、變雅”作，正是文學為社會現實所決定的理論。
又，鄭玄《六藝論》雲：
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麵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製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誌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
這裏所表述的顯然是一種注重諷喻功能的實用詩觀。劉若愚認為，實用詩觀與決定詩觀並非是互相抵觸的，“因為一個詩人在有意試圖諷諫統治者之同時，無意識地反映出當代的政治情況”。我們認為，這兩種理論的區別，並非“有意”與“無意”之分，而是互為因果、互相呼應的。正是由於社會的荒亂，才使詩人產生“諷諫”的願望；如果“諷諫”有效果，則天下大治，於是頌聲大作；如果“諷諫”無效果，天下大亂，於是變風變雅作。因此，這兩種詩觀雖然產生在藝術過程的不同階段（“決定”在第一階段，實用在第四階段），但卻可以互相配合，交相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