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愚刪削了艾布拉姆斯體係中原有的“模仿理論”和“客觀理論”，遭到不少理論家的批評。
美國學者威廉·湯普斯（William F。Touponce）在《芻狗——解構析讀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書中擬仿的問題》一文中指出：“劉若愚認為中國本身的文學傳統並無模仿的理論，乃是另一套文學理論——文學是要體現‘道’。此見解來得奇怪，因為根據劉氏，‘對往後的世界文學理論，中國的特殊貢獻最可能來自此一理論’。但是，這個‘中國特殊的理論’隻能以一種與西方的擬仿理論不同而且互相排斥的方式，才能為世人所理解。依西方晚近發展的模擬論述來看，這些說法不無可議之處。據個人的淺見，擬仿乃世界文學之共通現象。”
台灣學者黃慶萱在《劉若愚〈中國文學本論〉架構方法析議》一文中也曾經對劉若愚的文學理論係統架構和方法提出批評，認為劉氏係統在“世界”與“作品”之間沒有連線與箭頭，因而取消了中國文學中的“模仿理論”，是一個重大的失誤。
另外，劉若愚承認“文學作品”的客觀存在，但是否定“客觀理論”存在的可能性。在建構他的文學理論圖示之後，劉若愚說：“有人可能認為此圖沒有容納視作品本身為對象的客觀理論。事實上，我們雖然不必否認文學作品的客觀存在，而與作家創造作品的經驗與讀者對作品的創造是分開的，或者進而討論藝術作品的本性或存在形式，然而，我們仍可認為：任何人，甚至‘客觀’的批評家，若不采取作家或讀者的觀點，是無法討論文學的。”黃慶萱認為，就理論上看，誠如劉若愚所說：“若不采取作家或讀者的觀點，是無法討論文學的。”因此文學上純“客觀理論”很難存在；但就曆史存留的事實來看，無論中外，主張“客觀理論”者大有人在。劉若愚所雲“甚至客觀的批評家”，便是對此種事實的承認。我們可以指出此種“客觀理論”的盲點，但不可以抹殺此種“客觀理論”的存在。黃慶萱舉出了莊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蘇軾的“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邵雍的“以物觀物”等論述，證明中國古代文獻中“客觀理論”的確存在，正好與艾布拉姆斯揭示西方“客觀理論”相互比較。
我們認為，既然艾布拉姆斯已經舉出了西方文論中的“模仿理論”和“客觀理論”，在中國傳統文論中又可以找到類似的理論，那就不能視而不見，可以考慮采用綜合艾布拉姆斯與劉若愚理論體係的方法，把這兩大理論增列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