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對劉若愚所梳理的六種中國傳統文論作了評述，幾乎在每一個部分我們都對劉若愚的分析作了訂正或補充。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對劉若愚的分析方法及其建構的理論體係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而不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所以，我們主張對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係統架構做修補完善的工作，而不讚成將其徹底解構乃至摧毀。我們之所以持這種主張是基於如下理由：
第一，劉若愚的研究方法是西方漢學界的選擇之一。
樂黛雲在為宇文所安的《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指出：
看來宇文先生對於如何找到一個好的辦法來向美國學生講解中國文論也是頗費斟酌的。他不大讚成劉若愚的辦法，即把中國文學理論按西方的框架分為幾大塊再選擇若幹原始文本分別舉例加以說明；他既不滿足於像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所著的《論詩詩：元好問的文學批評》那樣，從一個人的著作一直追溯到詩歌和文學討論的源頭，也不滿足於像餘寶琳（Pauline Yu）的《閱讀中國傳統意象》那樣，選擇一個核心問題，廣泛聯係各種文論來進行深入討論；他創造了第四種方法，在“要麼追求描述的連貫性，不惜傷害某些文本”，“要麼為照顧每一特殊文本的需要而犧牲連貫性”的兩難中毅然選擇了後者，即通過文本來講述文學思想，僅以時間為線索將貌似互不相關的文本連貫起來。他的講述采用統一的形式：一段原文（中文），一段譯文（英文），然後是對該段文字逐字逐句地解說（不是概說）和對所涉及問題的評述。這就輕而易舉地真正做到了從文本出發。這樣從文本出發，根本改變了過去從文本“抽取”觀念，以至排除大量與“觀念”不完全吻合的極其生動豐富的文本現實的錯漏，並使產生文本的語境，長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內容，甚至作者試圖彌縫的某些裂隙都生動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宇文所安之書的優點誠如樂黛雲所論，但是，該書的性質接近文學批評史或文學思想史，很難展現文學理論的係統架構，所以，宇文所安本人也承認，他的第四種方法（翻譯加解說的選集）隻是對前三種方法的“補充”，而不是替代。綜觀美國漢學界處理中國文論的四種方法，應該承認，隻有劉若愚的稱得上是對中國文論的全方位的係統架構。當然，條條道路通羅馬，各種方法也許會殊途同歸。後續的研究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和性之所好選擇某種既有方法或嚐試某種新的方法，互相尊重，和諧發展，而不必要固執己見，而斥他人之非。
第二，劉若愚的批評位置不是“以西釋中”。
曹順慶在《中國文學理論的世紀轉折與建構》一文中批評道：
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這是一部典型的以西釋中之著，該書根據艾布拉姆斯（M。H。Ab rams）《鏡與燈》（T he Mirror and T he Lam p）中所提出的藝術四要素，對中國文學理論加以梳理排列，總結出六種理論，即“形而上的理論”、“決定的理論”、“表現的理論”、“技巧的理論”、“審美的理論”、“實用的理論”。這樣的理論梳理，的確前無古人，“可以說在架構方麵有重大的突破。”劉若愚的這部論著，幾乎成了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典範之作，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平心而論，由於以西釋中，完全以西方理論話語來切割中國文論，不可避免地會曲解中國文論，甚至弄得麵目全非，失去了中國文論應有的特質。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由於運用艾布拉姆斯之文論話語，將中國文論加以切割，牽強之處似乎無法避免，全書為遷就架構而尋找證據的味道非常濃。甚至有一些論證不準確，例如說《文心雕龍》沒有“決定的理論”，事實上，《文心雕龍·時序篇》講的就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這就是劉若愚所謂“決定的理論”，奇怪的是為什麼劉若愚說《文心雕龍》“沒有決定的理論”。或許，劉若愚這種以西方文論話語來切割中國文學理論的以西釋中，有著其先天不足，注定了這種研究方式所必然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缺憾。
曹順慶指出劉若愚此書中的疏漏和錯誤是毋庸諱言的，我們在上文的評述中也指出了這些疏漏。但是，將劉若愚的批評角度定位為“以西釋中”則是不盡妥當的，劉若愚自己的定位是“語際批評家”，定位的不妥會導致曲解劉若愚的批評立場和他在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苦心。
劉若愚在此書的《結語》中說：“我們必須致力於超越曆史和超越文化，尋求超越曆史和文化差異的文學特點和性質，以及批評的概念和標準。否則，我們不應該再談論（普遍的）‘文學’（literatu re），而隻談分立的‘各種文學’（literatures），不該談（普遍的）‘批評’（criticism），而隻談‘各種批評’（criti-cisms）。”出於語際之間批評家的位置，站在發現和建構世界文學理論的角度上，劉若愚借鑒和改造艾布拉姆斯的“藝術四要素”理論來建構中國文學的理論體係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這“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廣泛地存在於世界各民族的文學生產流程之中，可以說，正是劉若愚尋找到的“超越曆史和超越文化”的特點之一。如果我們承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可以接受的理念的話，為什麼不能夠用“四要素”這樣一個雖然出自西方但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框架來分析和整合中國文學理論呢？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劉若愚非常反感別人稱他為“歐洲中心”論者。在《中國文學理論》剛剛出版不久，一位學者發表的書評批評劉若愚是“歐洲中心”論者，令劉若愚大為光火，他寫了一篇措辭嚴厲的反批評：
《人文協會評論》的編輯先生：
鑒於施密特在你的雜誌（28卷，1號）上發表對我的書《中國文學理論》的評論，我希望回應並澄清某些關鍵要點。
首先，我申明我在人種上和文化上都是中國的，我出生在北京並在那裏長大（我在那裏完成大學和研究所學業），我的母語是中文。更何況，我至今仍然用中國古文寫詩和寫信。
因此，當施密特指控我“歐洲中心”和具有（西方）“種族優越感”，並謙虛地稱讚我對“中國的語言有相當令人欽佩的運用能力”時，這形成了多麼強烈的反諷！如果他真正理智地指出我的分析有“西化”的傾向，我絕對願意答複如下：
首先，簡單地說，那不是真實的。同他主張的那樣，考慮到中國那些巨大的百科全書（類書）全部的可用到的有關分類知識是分出諸如“天”、“地”那樣不確定的範疇，等等，可知分類在中國的思想中是不典型的。事實上，另外的讀者指控我有“典型的中國式分類的傾向”。我感覺到有點像是馬丁·路德·金同時被稱作“種族主義者”和“湯姆叔叔”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