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蒙初的《神偷寄興一枝梅，俠竊慣行三昧戲》寫一個有俠義精神的竊賊的故事，這個竊賊與俠客竊富濟貧的行為有某種精神上的一致。
2.與文言小說不同的題材
那些以虛構的情節來演化曆史事件或講述曆史人物的小說被稱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的早期說話底本即是講史小說。另一種類型可成為“平步青雲”的故事，傳馮夢龍所寫《窮馬周遭際賣縋媼》便是一例，這個故事中，除了賣食品的女子是作者臆造的外，其餘都是根據正史敷衍出來的。
那些以刑事斷案為題材的小說被稱為“公案小說”。與西方的偵探小說不同，公案小說關注的不在於找出“誰是凶手”，而在於描述犯罪動機、條件和行為，最後使真相大白，正義得到伸張。如《錯斬崔寧》故事，展示人類的缺點和偶然因素如何導致一場災禍。另外，基於曆史人物包拯而產生的公案小說，表現理想的清官所代表的正義與智慧。
一些描寫家道興衰、夫妻離合與親朋關係的小說可稱為“家庭與社會小說”。如馮夢龍編刊的《三孝廉讓產立高名》，描寫三兄弟如何平分家產而得到社會好評，成為一種教化性的通俗讀物。
（四）白話短篇小說的藝術
1.敘述者的語氣
在大多數白話小說中，敘述者的存在十分明顯，他直接麵對讀者講話。早期的白話小說中“閑話休提，言歸正傳”之類，可能是說書者保留的話本痕跡；晚期的白話小說不一定用於說書，此類套話則成為作家有意選用的修辭手段。
2.結構
白話小說結構上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入話”的出現，它或許是一則或幾則詩歌，或許是一個或幾個與主要故事近似的小故事。有些學者相信這是說書人在正題開始之前熱鬧場合、等待聽眾的習慣。它在結構上的意義是宣示主題和引起讀者的好奇心，並非與主要故事完全無關。
另一個結構特點是詩歌常常插入敘述之中，往往以“有詩為證”套話加以提示。
在情節方麵有些簡明單一，有些已經有幾條線索交織在一起，與文言小說相比更詳細更複雜。
3.人物塑造
白話的運用使得更接近生活真實的對話成為可能，因而相應地產生了一些更加現實和更有個性的人物形象。白話小說描繪的人物也比文言小說更加多樣，也有些作品道德教化觀念濃厚，如《陳多壽生死夫妻》中的女主角，堅持服侍一位滿身疥瘡的男人，體現了恪守儒家理念的堅定信念。
（五）古典長篇小說的某些特征
1.多相性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在題材、文體、表現方式、語言手法和文學風格等方麵都是多相性的。比如在語言上有的以簡練的文言為敘述語言，而在對話中運用活潑的口語；有的用白話敘述，但用詩歌或駢文來描寫和評述。中國長篇小說的多樣性反映了作者對整個人生的迷戀。因此，這種多相性與其說是一種藝術上的缺陷，不如說是一種旺盛生命力的表現。西方偉大的作家如荷馬與莎士比亞也在其作品中表現了同樣的多樣性。
2.敘述者的語氣
長篇小說仍然采用口頭講述故事者的語氣和方法。長篇小說多采用章回的形式，像是每一章即是說書的一回。每一章的結束處往往帶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套話。
3.鬆散的結構
長篇小說往往由口頭故事發展而來，很少有統一的布局和結構。作者從整體上認識生活，盡可能多地表現生活的各個側麵。如果說這些長篇小說雜亂無章的話，那是因為生活本身常常是雜亂無章的。
4.古典長篇小說名著
考慮到篇幅限製，該書僅僅討論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四大名著。這幾部小說的內容無需為中國讀者介紹，我們在這裏主要介紹一下劉若愚與美國漢學界古典小說研究名家夏誌清在《水滸傳》評價上的學術論爭。
1963年3月，美國亞洲學會在賓州費城召開第十五屆年會。夏誌清和劉若愚都出席了這次年會，這是夏、劉二人的初次會麵。劉若愚提交該次會議的論文是《中國古代遊俠思想意識的愛憎觀念》，主要比較遊俠與儒、道、墨、法各家思想的異同。
劉若愚對夏誌清《水滸傳》評論的批評見於《中國之俠》第三章中《從說話到長篇小說》一節。劉若愚指出，夏誌清的論文《水滸傳的比較研究》（Com paration A pp roaches to“W ater Mar-g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