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的本土讀者也有一些不利之處。首先作為白話文的本土讀者，他可能輕易地假設古文中的一個詞或短語意義和白話文相同，實際情況往往卻並非如此。因此他不得不警惕這種假設並提醒自己古文和現代文不同。其次一直在規範化的作者和作品教科書中接受教育，他的品味很容易被傳統標準定型，隻有通過有意的努力才能形成獨立的品味和判斷。最後因為他或多或少地知道中國詩歌“有什麼”，就不太可能去發現一首他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作品。對這樣一個讀者來說，閱讀詩歌是一個不斷成熟的過程，再次閱讀熟悉的作品，加深理解和調整判斷的過程，而不是智力和想像力的探險曆程。
和本土讀者相比，非本土讀者也有自己的優勢和劣勢。他的語言和文化劣勢很明顯，需要努力克服。但是基本上用本土語言和用外國語言閱讀詩歌之間的區別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種類上的：即使在前一種情況下，人們依然不得不進行富有想像力的跳躍進入一個不同於自己世界的那個詩歌境界。對20世紀的美國人來說，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和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並不像中國唐朝和古文那麼遙遠，但他們仍然不得不有意地獲取知識和在想像力上努力才能真正了解。至於優勢，非本土讀者較少受到中國傳統的束縛，因此在形成自己的品味和判斷時更自由。另外，他們還能發現自己所喜愛的詩人和詩歌，而這些詩人詩作常被他人所忽略。劉若愚自己就是以同樣的方式“發現”了英國詩人布萊克。對非本土讀者來說，閱讀中國詩歌是對一個全新世界和全新表達方式的一個令人興奮的體驗。而且因為沒有一個對本土語言寫的詩歌不感興趣的讀者可能會對用其他語言寫的詩歌感興趣，非本土的中國詩歌的讀者可以被假設為熟悉用英語或其他語言寫的詩歌，能夠以比較的視野看待中國詩歌。
閱讀詩歌不是一個接受信息或被作品影響的被動體驗，而是一個再創造的主動體驗。在這一點上劉若愚同意那些認為在現象學意義上意義不是一個對象，甚至也不是一個意圖對象的語言學家、語言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的觀點。劉若愚主張，我們應該不再問“這首詩的意思是什麼？”而是應該問“通過這首詩作者想表達什麼意義？”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接著問：“如果我寫，我想通過這首詩指什麼？”這當然會遇到與作者的認同問題，需要把在寫作過程的作者和閱讀過程中的讀者有關的世界、意義、文本和詩歌之間的相互關係弄清楚。
劉若愚認為，在思考和指涉有關的閱讀詩歌過程中，讀者不應忘記自我指涉的方麵。在指向自身的時候，詩歌的語言結構使讀者能滿足自己的創造衝動。這把讀者帶回到和作者的等同問題。讀者以兩種方式等同於作者：第一，讀者通過“空白”（在胡賽爾的意義上即懸置判斷）他自己的生存世界進入作者創造的世界來等同詩歌的說者。當然一個讀者隻要是人就不可能完全從自己的曆史中脫離出來，但有可能也有必要懸置自己正常的信仰和假設而采取作者（或更嚴格地說，說者）的信仰和假說。例如當我們讀到一首說地球是方的詩歌時需要懸置我們認為地球是圓的信念。正是通過這種有意地把自己的信念懸置起來我們才能等同於作為說者的作者，因為寫作是去執行一個法令而閱讀是去接受一個盟約。作者命令說“讓有什麼什麼”，讀者不得不接受什麼什麼是真的。第二，讀者通過再度寫作、賦予作品意義和創造，好像讀者正在這樣做的過程等同於作為說者（即意義的給予者和創造者）的過程。正是通過第二種等同讀者才能分享作者創造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