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愚首先區別兩種中國詩歌的翻譯者：作為翻譯者的詩人（或簡稱詩人—翻譯者）和作為翻譯者的批評家（或簡稱批評家—翻譯者），並指出他們有不同的目標和不同的讀者群。詩人-翻譯者是一位詩人或不成功的詩人，他自己的繆斯女神暫時或永遠都不會用翻譯作為給自己的創造再充電的方式。他的主要目的是以他對一首中國詩歌的理解或誤解為基礎用英語寫一首好詩，不管他如何達到這一點。批評家—翻譯者是用英語寫有關中國詩歌論著文章的批評家，他的主要目的是作為他闡釋的一部分說明這首詩本來的樣子是什麼。至於各自讀者，詩人—翻譯者針對那些不懂中文但喜歡讀英文詩歌的人，而批評家—翻譯者可能有幾種讀者：學習中國詩歌的說英語的學生，他們正努力和原文做搏鬥並需要指導和幫助；希望把他人對中國詩歌的闡釋和評價和自己的作比較的專家；出於比較或其他學術目的而不是簡單欣賞的目的，那些不懂中文但對了解更多相關知識興趣很濃的人。第一種讀者，包括大多數不專注於亞洲研究的為流行出版物和期刊寫書評的人，他們不知道或不關心譯文在多大程度上忠實原文，當他們說一部作品是很好的譯本時實際上是說它用英語讀起來很好。其他的讀者則需要知道譯文在多大程度上忠實原文而不簡單地知道它用英語讀起來怎樣好。
這兩種翻譯者當然不是相互完全排斥的，確實他們會巧合：同一個翻譯者應該既是中國詩歌有能力的批評家又是英文有能力的詩人，但在實際情況下很少翻譯者能不用任何幫助直接從中文翻譯成英語，同時自己又是有所建樹的詩人。加裏·斯奈德（Gary Snyder）似乎是唯一的例外，但他的翻譯甚至也不免明顯由於誤解原文而不是作為詩歌從而允許存在的一些錯誤。其他中國詩歌翻譯者則形成了整個譯者群，從一個極端自由發明不講究忠實原文的龐德（Pound）到另一個極端強調忠實原文但缺乏詩意的高本漢（Klas Bemhar d Johannes Karlgren）。總的來說，懂一些中文或根本一竅不通的詩人—翻譯者如龐德、艾米（A my）、洛厄爾（Lowell）、威特·比勒（Wit ter Bynner）和肯尼提·瑞克斯（Kennety Rexroth），或者對本土學者已有的翻譯予以再創造或合作者。不幸的是，他們選擇的合作者或本土信息源常常被證明是對中國詩歌所知甚少的人。然後就有一些翻譯者似乎主要致力於創作出中國詩歌的有詩意的英語譯文，如亞瑟·渥裏（Ar-thur Waley）、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哥紮姆（A。C。Graham）、布頓·華森（Burton Watson）和喬納森·查維斯（Jonathan Chaves），但這些人中沒有一個自己就是著名詩人。除了做劍橋大學生的時候所寫的一些早期詩歌和一兩首自我模仿的作品外，瓦雷裏沒有出版自己的詩歌；格雷漢姆至少出版一本原創的詩集，其他人據劉若愚所知都沒有出版自己的詩集。轉到批評家—翻譯者如漢斯·弗蘭克（H ans Frankel）和斯蒂芬·歐文（Stephen Oven），他們當然也希望寫出可以閱讀的中國詩歌的英語譯本，但他們主要關注的是論證原詩的某些特征和特質而不是用英語寫出優美的詩歌。當然，劉若愚把自己也等同於這一類。
因為詩人—翻譯者和批評家—翻譯者有不同的目標和讀者群，他們自然在翻譯的方法上有所區別。第一，當麵對一首中文陳詞濫調的詩歌時，詩人—翻譯者會提高修飾而不是用英語的套語來取代；而批評家—翻譯者就會覺得有義務指出它是一首落入俗套的詩歌。第二，在中國詩歌充滿了引喻的情況下，一位詩人—翻譯者會避免累贅的腳注而或是意譯或把他認為必要的解釋加入譯文；而批評家—翻譯者會保留所有的引喻然後加注釋或評價來解釋它們的意義和詩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