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愚認為，現在可以平息直譯和意譯之間古老的爭論，或至少用不同的術語來討論這個問題。不問應該直譯還是意譯，而應該問什麼中文語言結構能夠實現詩學功能和什麼英語語言結構能夠實現相似的詩學功能。詩人—翻譯者可能不過分關注第一個問題但應該注意第二個問題，使用任何他認為能夠最好的實現理想的詩學功能的英文語言結構。相反，批評家—翻譯者將想到他的職責是說明某種詩學功能是如何被某種原創的語言結構實現的，不管這種結構能否用英語加以複製，如果複製的話，它們是否能實現英語中相似的詩學功能。他也許不得不二者選一：或者去複製原創的語言結構，如果可能，不管它們在英語中是否有詩意上的效果，而告訴讀者它們在原文中是如何作用的；或者用他希望能實現相似詩學功能的英語中不同的語言結構來代替，然後告訴讀者這些功能在原文中被其他藝術方式實現。
在實踐層麵上，劉若愚提出這樣的問題：在翻譯中國詩歌時遵循中國句法來保留潛藏在它之下的感覺模式是絕對必要的還是往往可能的？
這個問題第一部分的答案是它取決於原來句法所實現的是什麼語義和詩歌功能。有時必須保留原來的句法，如在詩句“青青河畔草”中，它首先表現了一種感覺印象，然後指出它的方位，最後確定產生這種印象的對象，這樣一來讀者覺得仿佛他正在直接體驗這種風景。如果我們翻譯成“Green，green；the riverside grass”，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原詩的效果。它隻增加了定冠詞算是對英文語法和慣用法的讓步，沒有改變或抽離原詩的效果。但如果我們譯為“T he grass by the river is very green”，那麼它就變成了一個斷言，讀者會覺得他正在被告知而不是正在體驗什麼。不過在其他情況下，翻譯中通過改變句法能保留甚至能更好的產生詩句的語義和詩歌效果。杜甫的《石壕吏》最後一句原文是“獨與老翁別”。如果我們把它翻譯成“Alone with the old man I parted”，除了不符合慣用法外，它也不能說明這一點，即詩人獨自告別老翁是因為老婦人已經離開了。這就是劉若愚為什麼把它譯為“And said goodbye to the old man alone”。羅鬱正（Irving Yucheng Lo）的譯文“Only the old man was there to see me off”之所以恰當，也是基於相似的理由。
簡要說來，批評家—翻譯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處在和原來的作者與作為讀者的批評家之間相同的關係上。批評家—翻譯者的任務是在詩歌的境界與讀者的世界之間搭建橋梁，並且如果不能複製，就去描述體現詩歌境界的原來的語言結構。由於批評家—翻譯者為之寫作的這種讀者被認為是尋求知識而不是僅僅尋求快樂，對批評家—翻譯者來說傳導比取悅更重要。對他來說翻譯自身不是結果，隻是闡釋過程的一部分。劉若愚最後補充指出，任何詩歌永遠不可能有確定的翻譯，正如任何詩歌永遠不可能有確定的闡釋一樣。但這並不是說所有的譯本和歪曲都是同樣可以接受的，正如不是所有闡釋和誤讀都是同樣有效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