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際闡釋的重要性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分。就中國詩歌而言，希望大多數說英語的讀者都學會讀中文太過樂觀，因此將繼續需要用英文對中國詩歌進行闡釋。如果確實對漢語興趣繼續增長的話，對這樣闡釋的需求也將增加。闡釋當然是批評家的主要任務。有些人甚至會說這是他唯一的任務，但正如劉若愚前此所指出的那樣，闡釋必然包含評價，一個批評家不得不承擔起這兩項任務。用英語寫有關中國詩歌論著的批評家不得不麵對闡釋的一些問題。
中國本土詩歌批評家麵對的闡釋問題已經是相當困難的，對語際批評家來說，它們變成雙倍的困難：因為有著不同曆史時期之間的區別產生的問題再加上由於文化和語言不同而產生的問題。語際批評家不得不在麵對這樣的不同應該采取什麼樣的基本態度上作出決定，而且這個決定將決定著他提供的是哪種闡釋。這個決定不容易做出，因為甚至在同一個文化和文學傳統中也可能有相互衝突的闡釋學派別。如皮特·索恩迪（Peter Szondi）所說明的那樣，在西方傳統中就有曆史—語言學派和寓意派的闡釋學之間的衝突。在中國清朝出現了儒家學者所謂的漢學和宋學之間相似的衝突，前者重視語言學和文本批評，後者重視哲學和經常是寓意的闡釋。在西方，如弗洛伊德學派和原型說等各種批評派別都可以被認為是寓意派別的現代變種。馬克思主義批評則出現了一些矛盾的情況：在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通過考慮產生這些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背景來闡釋文學作品這個意義上，他們是曆史主義者，但當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對過去的文學采取合乎正統思想的態度時，他們是反曆史主義者，如D·W·福克瑪所指出的那樣。實際上，批評家不得不作出的選擇不是在曆史主義和它的對立麵中作出簡單的選擇，而是在多種可能的態度中間作出選擇，因為有各種曆史主義的替代物：現在主義（Presentism）、曆史相對主義（His torical Relativism）、視域主義（Perspectivism）和超曆史主義（T ranshistoricism）等等。關於中國文學的闡釋，批評家有一係列的觀點態度可供選擇：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歐洲中心主義（Eu rocentrism）、文化相對主義（Cul tu ral Relativism）、文化視域主義（Cultu ral Perspectivism）和跨文化主義（T ransculturism）。
劉若愚所說的曆史主義指這樣一種態度，即麵對一部文學作品，人們必須在思想上回到它的寫作年代，必須根據作品的曆史環境和本時代的時代精神去闡釋。有一些中西方的批評家持這樣一種曆史主義的態度。劉若愚能夠同情他們對時代錯誤、語源學錯誤和對中國詩歌有意或不明智的歪曲的惱怒，對說英語的讀者隨意踐踏中國的孔子，劉若愚也和曆史主義者一樣惱怒，但劉若愚不全盤同意曆史主義者的觀點，他與曆史主義者的不同隨著下麵的討論將會變得清晰。
當曆史主義應用於中國詩歌的闡釋時，它自然和一種形式的中國中心主義相伴隨。根據這種曆史主義—中國中心主義者的態度，我們必須像作者同時代的讀者理解的那樣來闡釋一首詩歌。這會導致一些難題：第一，在中西文學史上很著名的現象是作者可能被他的當代人誤解而後代卻更好地理解了他；第二，一個人是否能真的像作者當代人那樣去讀一首詩歌，這很值得懷疑。至少這個人無法證實這就是作者當代人的閱讀方式。當然沒有人會否認相關曆史知識的必要性。正如韋勒克指出的那樣，沒有哪位新批評家曾經排斥曆史知識，盡管他們是反曆史主義者。然而了解了一個曆史時期的情況並不等於有了生活在那個時期的人的思想意識。當劉若愚說讀者應該懸置自己正常的假定和信念而采取作者或說者的假定和信念時，他不是說讀者應該在那種情境中滯留下來。短暫的懸置對理解來說是必要的，但對闡釋來說卻遠遠不夠。劉若愚重申，我們需要曆史知識和想像來進入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創造的境界，但這麼做以後我們需要回到我們自己的世界。一部文學作品中我們認識到的境界不是存在過的一個真實的過去世界，隻是可能存在過的一個想像中的世界。
和曆史主義截然相反的是現在主義或當下中心主義，根據這種觀點，文學作品應該從現在的角度進行闡釋。應用到中國詩歌中現在主義既可以和中國中心主義，又可以和歐洲中心主義相伴隨。現在主義—歐洲中心主義者可以用一句諺語概括：“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同樣導致了一些難題：即使我們願意接受時代錯誤和歪曲並追隨在中國的同行，我們仍然經常無法確定一部作品目前正統的闡釋是什麼或它明天會是什麼，因為正統闡釋可能一夜之間就發生了變化。例如在“反孔運動”中李商隱被稱讚成“反孔”的法家學者，現在這場運動已經結束，可能李商隱不再需要被稱為法家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