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悖論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對語言特別敏感的詩人通常敏銳地意識到這個悖論，尤其是當他們寫有關做詩文章的時候，這就是第二章《詩學元悖論》所要討論的問題。之所以稱為“元悖論”是因為如果詩歌是個悖論，那麼詩學就是個元悖論。劉若愚認為在中國詩學元悖論裏最好的例子可以舉陸機的《文賦》，尤其是序言，所以他詳細地對序言進行了重新翻譯和分析闡釋。在劉若愚看來，《文賦》的論述：“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雲。”表明陸機已經意識到任何寫詩的人都在嚐試著一個似乎不可能的任務，即描述出不可描述的真實的本質；而任何寫詩論的人則嚐試著一個甚至更困難的任務，即描述寫作的不可描述的本質。這裏劉若愚打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理論上知道如何開車是一回事，實際能夠開車是另一回事；自己能夠開車是一回事，但教別人開車又是另外一回事。然而陸機準確地作出了這樣的嚐試，這樣就是對詩學元悖論淋漓盡致的說明。劉若愚認為偉大的詩人陶淵明那句明言：“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同樣可以成為詩學元悖論的一個注腳。
至於《文心雕龍》中“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裏”，則可以看出盡管一般說來劉勰肯定語言和文學的功能並對詮釋的可能性抱著很樂觀的態度，但他決不是沒有意識到寫作以及與寫作有關的困難。《文心雕龍·序誌》所謂“但言不盡意，前聖所難；識在瓶管，何能矩雞。茫茫往代，既沉餘聞；渺渺來世，倘塵彼觀也”，更可以被認為這本中國最偉大的詩學著作對詩學元悖論的一個漂亮的肯定。
在評論了《文賦》和《文心雕龍》後，劉若愚對此後詩人批評家如邵雍、薑白石、何景明、李夢陽、錢謙益等人的觀點做了簡單的剖析。接著劉若愚把注意力轉向西方詩人如斯賓塞、馬洛、斯文賓、莎士比亞、馬拉美和艾略特等意識到詩歌悖論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