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悖論詩學作出重大貢獻的還有薑夔，《白石詩說》“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無妙”雖然簡單，卻是對悖論詩學的深刻總結。他的四“高妙”說以及“四種結句說”都很有理論價值，劉若愚對此做了很詳細的闡釋。
在所有宋代批評家中，劉若愚認為嚴羽根本不是第一個用禪宗術語談論詩歌，也不是第一個主張詩歌言有盡而意無窮的人，但卻對此後批評家產生最大影響也受到最多惡毒攻擊。劉若愚對那段廣受爭議的段落：“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重新進行了論定，認為就悖論詩學而言，這段話有三個要點。第一，詩歌不關心理性知識，那是非詩歌作品的焦點，然而理性知識卻很有用（作為達到詩歌極致的前提似乎甚至必不可少）；第二，理想的詩歌表現了言外無窮的意義或情緒；第三，最好的詩歌看上去是不費力和自發的，沒有有意識人工的痕跡。這三點是對悖論詩學的總結和認識的深化。
幾乎與此同時北方金代的學者王若虛、元好問也表示了和嚴羽相似的觀點，如王若虛就說過“以巧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為巧”（《滹南詩話》）。元代吳澄和張翥也在不同程度上重複了嚴羽的觀點。
明代複古主義者基本上都受到嚴羽的影響，劉若愚特別挑選出謝榛作為典型。在他看來，謝榛強調直覺更勝過強調學習古人，還仿效司空圖和嚴羽主張“不涉理路”的“味”和“趣”。此外謝榛區別了詩有“辭前意”和“辭後意”兩種意。劉若愚對此有比較詳細的分析，並認為謝榛可能受到蘇軾的影響，他們兩人對語言和思想、詩歌媒介和創造過程之間辯證關係的理解好似現代西方詩人如瓦雷裏和奧登相似的領悟。
在反對複古主義的個性主義者中不少人並不像許多複古主義者那樣以悖論的眼光看待語言。然而個性主義者對“趣”很重視，而無論是“風趣”（gusto），還是興趣（inspired mood），都被認為是言語無法描述的。此外還有其他很多明代作者談論“趣”或“味”，足以說明他們都喜歡某些難以形容的趣或味，它在言外，但通過言語表現出來。這仍然是另一種形式的悖論詩學。
悖論詩學在清代繼續受到一些批評家的擁護。王夫之重新探討了“辭前意”和“辭後意”，而在將詩歌和繪畫進行對比中顯示出他偏好暗示而不是描寫。這些都是悖論詩學的表現。王士禎的“神韻說”在劉若愚看來可以意譯為個人的非個性理論或非個人的個性理論，這是悖論詩學的另一維。
清代也有悖論詩學的反對者鄭燮。但在劉若愚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實際上鄭燮依然無法完全逃脫悖論詩學的影響。鄭燮在對相信言外之意的人進行猛烈抨擊後，在一些短詩裏肯定了實際上言外之意是必要的，這富有諷刺意味。
在對詩學理論進行一番曆史審視後，劉若愚將注意的焦點轉到另一種抒情體裁詞的評論中。他認為詞論也在悖論詩學的影響之下。張炎《詞源》“清空”、“意趣”說與薑夔、嚴羽等人的詩論存在共通之處。此後不少批評家可能受到黃庭堅強調的“簡潔”和“字眼”的影響，特別重視用字恰如其分，但至於怎樣恰如其分則常常意見分歧。劉若愚以宋祁“紅杏枝頭春意鬧”為例對清代詞論進行了簡單的梳理，對李漁、劉體仁、王士禎、劉熙載、王國維等人就本句詞的評價一一引用辨析。
劉若愚認為悖論詩學在中國一直影響深遠，絕沒有消失。現代中國批評家和學者如朱光潛等人就依然堅持詩歌應該含蓄而不能明確以及它應表現言外之意等觀點。
但是劉若愚並不就此認為悖論詩學是中國詩學的專利，在第三章最後部分他又列舉了從莎士比亞、濟慈（John Keat s）、瓦雷裏一直到杜夫海納、龐蒂、德裏達（Jacques Derrida）以至紐約時報的戲劇批評家布魯克納，說明西方也存在可以相比較的思想。不過，最後他還是主張這些觀點都是個人思想偶爾的閃光，不像中國批評家是有意識地對悖論詩學進行廣泛的思考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