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悖論不可避免地導致闡釋悖論的產生，這就是第四章所要討論的問題。在思考中國悖論詩學如何影響詩歌詮釋，以及中國批評家如何處理詮釋問題前，劉若愚先簡單地介紹了詮釋《詩經》以及後來詩歌的儒家釋義學傳統。他在儒家釋義學傳統中發覺兩個不同的傾向，命名為道德主義和意圖主義。第一種傾向道德主義可以以孔子本人為例進行說明，孔子經常引用《詩經》句子來闡釋道德教訓，盡管這種詮釋未必符合詩歌原意，然而“斷章取義”、“賦詩言誌”卻是當時一個很普遍的行為。孔子最出名的誤釋《詩經》的例子是“思無邪”。孟子所謂“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則成為儒家釋義學的第二種傾向意圖主義的起源。孔子道德主義和孟子意圖主義的結合產生了曆史的—自傳的—比喻的方法，它到現在依然是中國文學詮釋中占統治地位的模式。
然而盡管曆史的-自傳的-比喻的詮釋模式在傳統中國長期占主導地位，中國批評家卻在不同程度上努力擺脫它的限製，發展了一些與道德主義和意圖主義不相關的詮釋模式，這些模式關注韻律學、言辭風格或者“興趣”、“神韻”、“境界”等詩歌語言學方麵超語言的概念。即使正統儒家學者也允許詮釋中的一些變通方法。《易經·係辭傳》中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董仲舒“詩無達詁”（《春秋繁露·精華第五》）之說，就經常被人用來辯明或調和對同一首詩的不同詮釋或作為新詮釋出現的正當理由。
劉若愚在中國詩歌批評家中找到了一些如何詮釋詩歌的例子。他認為陶淵明、梅堯臣、謝榛、何文煥等人各自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中國詩學中詮釋悖論的智慧。
接著劉若愚的視野從中國轉到世界，從跨中西文論、文化的角度認真思考了傳統中國詩歌批評家和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家關注焦點中可能契合的一些重要方麵。
契合點之一是中國“參”的觀念和現象學的“互為主觀”概念。劉若愚認為詩歌批評家從禪宗借用而來的“參”這個詞具有多重意義，宋代詩人曾幾、戴複古、徐瑞以及嚴羽將它大量應用於詩歌領域，形成了參詩的觀念。他們關於參詩的詩句證明了這個悖論，即通過參悟一首詩中的言語，達到和詩人靈魂進行無言親切交談的境界。這種參詩的觀念和現象學互為主觀的概念具有可比性：首先兩者都暗示一首詩歌不是一個死的對象，而是一個鮮活的存在，由於不同的讀者可以和同一個詩人親切交談，這首詩歌因此變成一個互為主觀的意圖的對象，這就是英加登對一部有藝術性的文學作品的定義。中國批評家和現象學主義者都給讀者委派了積極的作用，讀者不是簡單地允許自己受到作品的影響而是和作品積極地相互作用。當然有可比性並不意味著可以將之等同起來，實際上中西這兩個觀念乃至西方批評家之間觀念都存在著差異，劉若愚對此做了比較分析。
劉若愚找到的第二個契合點是意義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必然結果即詮釋的多義性。在劉若愚看來，中國常說的“言外之意”和“詩歌言有盡而意無窮”就暗示著詮釋的開放性，王夫之則意識到了多義的必然性。另外中國批評家往往頻繁地引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以及莊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來表明一種允許對同一文本進行不同詮釋的相對主義態度。
意義不確定性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和釋義學中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又頗有爭議的話題。劉若愚主要選擇了接受美學中英加登和伊塞爾（Walfgang Iser）文學文本中確定性的概念作為典型，並將之與中國觀念進行對比。他對英加登理論中的“具體化”、“不確定性”、“空白點”、“對象層”等概念以及伊塞爾對英加登的批判進行了簡要的說明。劉若愚認為中國詩學中雖然找不到“不確定”的對等詞，但詩歌中普遍存在著不確定的現象。然而由於深層詩歌觀念的不同，英加登和伊塞爾與中國批評家之間有根本區別。他對此做了仔細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