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的主要內容如上所述，研究者仔細閱讀後可以發現盡管此書的出版迄今已近二十年，書中的某些觀點已被其他學者闡釋過，不再新鮮，還有一些觀點放在今天的學術視野下也不無商榷的餘地。然而縱使如此，劉若愚此書中所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理論視野，所談到的一些學術問題依然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他的思想對我們很有借鑒意義和啟發，翻譯、介紹、研究它對當今的古代文學研究不無裨益。眾所周知，我們所處的21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呈現出與以前大不相同的多元化傾向，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純粹的學術知識的積累對一個真正的研究者而言已經不再具有像從前一樣絕對的第一位置，尤其是在引進西方文藝理論或研究成果時尤其如此。很多研究者迫切地關注如何打破目前的學術格局，如何把當代西方文學理論應用到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來，於是紛紛將國外各種觀點介紹過來，一時間頗有萬舸爭流之勢，然而一段時期大浪淘沙後剩下的真正能為我所用的隻如寥寥晨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對於一個研究者來說，在借鑒參考國外相關理論成果時，學與思處於同等重要地位，特別是思想引進有時更具有優先位置，畢竟歸根結底，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思想”；至於思想的具體內容，尚居次位。作為動詞的思想（也即如何思想）與作為名詞的思想不同：前者無所謂進步與落後，無所謂過時。
因此從“思想”這個層麵上來看，劉若愚《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具有值得研究者重視的顯著特點。首先他在寫作這本書時有意識地立足於擺脫、超越歐洲中心主義或中國中心主義的學術立場而進行中西文論比較研究，視野相對開闊，立論平和精當客觀妥帖。這部分可能是由於他所接受的融合中國古典傳統學問及西方文學研究於一體的特殊教育和研究背景。20世紀30年代及40年代初劉若愚在北京所受的教育是那種傳統中國經典和現代西方學科的混合課程，覆蓋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主要方麵，也包括一些知識淵博的中國傳統學者講授的如古文寫作等的課程。後來他多年一直生活在海外，接受了理查德、燕卜蓀及新批評主義者和現象學者像胡賽爾、梅洛—龐蒂、英加登、杜夫海納等、象征主義者和後象征主義者詩學批評家如馬拉美和艾略特等多方麵批評理論的影響。這種融貫中西的特殊背景使他視野極其開闊，能夠比較真切地認識中西文論，而不會像不少研究者那樣或許理論上提倡公正客觀的態度，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依然僅僅人雲亦雲生吞活剝地接受對麵的思想文化。同時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使他對提出融西方文論與中國傳統內在方法於一體的批評理論實踐體係很感興趣。這實際上和他在《中國文學理論》所表達希望達到的“世界性文學理論”（an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的目的完全一致。
為了構建真正的比較詩學，《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首先在材料的安排上采取了一種別具匠心的、被劉若愚稱為“並置”的方式（juxtapose），即把中文文本和西方文本放在並列地位而沒有按時間順序排列，比如將宋代蘇軾和明代謝榛對語言和思想、詩歌媒介和創造過程之間辯證關係的認識與現代西方詩人瓦雷裏和奧登的有關觀點進行平行比較。這種安排材料的方式並不是無意為之或故意標新立異，而是有著明顯的學術意圖。劉若愚在引言中說明了他之所以如此安排的三個原因：“首先我並不想主張中國詩學時間順序上的優越性，而是關注一種獨特的中國詩學理論，它相當有意思，而且和西方詩論有很多的可比性。其次，我認為隻有通過把兩種不同傳統並置的方法，我們才能引進各個傳統中獨特的理念。再次，這種並置也使我們開始意識到各個傳統之下有關語言、詩歌、詩學、詮釋本質上的沒有言說的預先假設，從而為擺脫歐洲中心論和中國中心論建立真正的比較詩學鋪平道路。”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的良苦用心。
除材料安排方式外，縱觀全書我們處處可以體會到劉若愚試圖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和中國中心主義的用意，欣賞到他對不少重要中西文論平實客觀的比較研究。書中涉及了現代西方很多文藝理論流派和思想，對其中比較重要的如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艾略特、伽達默爾、英加登、伊塞爾、德裏達等人的主要觀點幾乎都進行了分析。然而，如此全麵地引進西方文論並沒有導致他機械地將之全盤套用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和古典文論的解讀上。恰恰相反，在把每一種西方理論和中國對應理論進行比較時，他都能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實事求是地看到基於不同文化傳統的兩種文論必然的差異。這種幾乎不帶偏見的批判眼光使他能夠超越狹隘的視野相對科學地評價各種文學理論的意義價值及其區別，立論紮實。例如跋語《非個性的個性》中劉若愚談到葉燮和艾略特在很多問題上看法一致，如二人都承認傳統以及個人才能的重要性，都相信傳統不但需要連續也需要變化，但他立刻指出由於理論針對對象的不同，二人存在著觀點和強調內容的不同：葉燮為反對主張模仿特定時期的古代詩人的複古主義者，特別強調個人才能、勇氣、判斷和力量，而艾略特為反對後浪漫主義對原創的強調，聲稱在詩歌中沒有絕對的不依賴過去的原創，更注重傳統和學的因素。這樣同與不同兩方麵合在一起才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視野。書中像這樣的觀點羅列與辨析俯拾皆是，可見作者態度之嚴謹科學。而要在如此龐雜的中西文論中有係統地梳理出多處具有可比性的內容要點並上升到一定高度，也足以顯示出作者學識之不凡及用功之勤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