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古典文論研究中，在融合中西的嚐試過程中，尋找發現傳統中國詩歌批評家和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家一些共同的關注焦點是很多國內研究者非常感興趣的。劉若愚的《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在這方麵也做了富有成效的嚐試。《闡釋悖論》一章就從宏觀上提出了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現代文論的兩個契合點：一是中國“參”的觀念和現象學“互為主觀”的概念可能具有可比性。一是中西有關意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必然結果詮釋的多義性的理論。這兩個契合點都是中西文論中比較重要的觀念，但遺憾的是，大多數研究者時至今日對這個問題似乎都不太重視，對此的探討也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和深度。劉若愚此書的研究應該說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
其次，盡管站在對中西文論客觀研究的立場上，《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這一書名本身就表明作者不會對中西有關語言、悖論、詩學理論進行完全平均著力的對比探討，而是集中力氣在“中國視野下”即中國傳統文論上。很多學者在閱讀海外學者的漢學著作尤其是有關古代文論的著作或論文時，往往有一個共同的感受：他們書中所引用的中國材料其實大多數都是國內同人耳熟能詳的非常普通常見的材料，但由於研究視角和思維模式的不同，他們在這些普通材料的選擇組合和解讀中卻經常會產生出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見解或理論係統，這些見解或理論係統乍看上去或許有些突兀，仔細分析卻有一定道理。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把中國文學理論分為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表現理論、技巧理論、審美理論和實用理論幾個相互影響和綜合的部分就是如此，後來因此獲得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一書同樣具有這個特點。如本文在內容介紹中所述，此書從語言悖論入手，將儒道兩家以及此後批評家有關語言悖論和言意關係的理論一一梳理，其中包括《老子》、《莊子》、《列子》、《論語》、《孟子》以及揚雄、歐陽建、劉彥、袁宗道和禪宗的相關觀點，這種材料組織方式目前學術界似乎使用無多。對一些經典名言如《老子》中“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孟子》“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等一一提出新的解讀方式，認為它們都是語言悖論的例證。他的這種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據，頗有見地，可以啟發古代文論研究者擴大範圍轉變思路，不再局限於有限的幾本經典幾個名句，從而將更多的文本納入研究視野。就目前學術現狀來看，這個轉變似乎很有必要。
劉若愚闡釋重建中國視野觀照下的語言、悖論、詩學理論的積極努力與豐碩成果在第三章《悖論詩學》裏表現得非常突出。他認為對語言悖論和詩學元悖論的意識最後導致中國詩人和批評家形成了以言少意多或其極端形式無言而無不言為規則的悖論詩學，這種詩學以劉勰《文心雕龍》的“隱秀”發其端緒，貫穿了唐以後的整個詩學主流。從王昌齡《詩格》對簡潔暗示的偏好、王維李白的詩歌、皎然《詩式》“兩重意”“三重意”“四重意”、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梅堯臣“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黃庭堅“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楊萬裏“去詞去意”說、薑夔“四高妙”說、嚴羽興趣說、謝榛“辭前意”與“辭後意”說、很多明代詩人對趣的強調、王士禎“神韻”說一直到張炎“清空意趣”說、王國維“境界”說，幾乎涵蓋了審美層次上中國詩學絕大多數重要的觀點。劉若愚把如此眾多詩學觀點第一次用悖論詩學這一紅線貫穿起來，梳理出一條線索，讓讀者清晰地看到中國悖論詩學的發展脈絡，確實有開創之功。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闡釋悖論》這一章是劉若愚用另一種方式書寫的中國文論問題史。這種理論框架的建構立意新穎獨到，邏輯清晰嚴密，無疑富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體現了一位語際批評家對中國文論史的深刻認識和精心研究。
此外該書還有一些其他優點，如文筆清新流暢，對一些中國名詩如王維《鳥鳴澗》和《辛夷塢》的解讀也非常精彩等，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總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穿越時空的距離，劉若愚的《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的確可以給當代研究者提供不少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