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的寫作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經曆，有許多美麗的學術邂逅與因緣際合。事情的緣起當說到2003年夏天，首都師範大學的楊乃喬教授主編一部《比較詩學》教材，其中列有《劉若愚的比較詩學體係》一章，他約我承擔撰寫任務。我雖早就對劉若愚的學術思想有所關注，但當時對劉若愚的了解隻限於1987—1988年在南開大學進修時讀過《中國文學理論》和《中國詩學》兩部書而已。在接下這個任務不久，我就受邀赴台灣逢甲大學擔任一年的客座教授，其間曾應邀去台東師範學院作過一場演講。聽講的學者中有一位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台任教的王萬象教授，他聽我演講中談到對劉若愚很感興趣，就告知我他從美國帶回兩箱有關漢學家的資料，並欣然將其中的劉若愚專著和論文複印一份送給我。為了撰寫《劉若愚的比較詩學體係》一文，我又專程去了兩趟台灣大學圖書館尋找和複印資料。這樣，當我2004年7月返回北京的時候，囊中已擁有八部劉若愚的英文專著及其部分中譯本和若幹論文。憑借這些資料，我寫成了《劉若愚的比較詩學體係》一文，先交給楊乃喬兄編教材，後又稍加修飾，交給《文藝研究》發表。適逢北京大學德高望重的樂黛雲教授正在主編“跨文化溝通個案研究叢書”，有關劉若愚的那本是她自己與北京出版社簽約的寫作計劃。當她得知我的研究成果後，毅然決然地向北京出版社推薦，說是目前讀過劉若愚的全部著作並能夠撰寫此書的合適人選，非詹杭倫莫屬。樂教授在學術界一言重於九鼎，北京出版社於是欣然與我簽約，但那已經是2004年年底的事了。樂教授主編的這套叢書預定於2005年7月出版，以迎接8月在深圳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大會。出版社要求給他們留下三至四個月的編輯時間，所以我承擔的這本書約定在4月底之前交稿。此時我雖然已經掌握了劉若愚的全部專著，但是有關劉若愚生平和學術道路的資料、劉若愚的單篇論文、其他學者對劉若愚著作及其學術思想的評論等等，許多資料尚付闕如，劉若愚其人在我的腦海中還沒有一個完整的印象。情急之下，我向在美國、韓國，以及香港、台灣學術界的朋友發出了求援的電郵。美國萊斯大學的錢南秀教授向我推薦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林理彰教授。林教授是劉若愚的大弟子和遺著托付人，他非常讚同我關於劉若愚的研究計劃，欣然將他珍藏的全部劉若愚論文、書評、著述目錄，包括部分手稿複製一份，用特快專遞寄給我，讓我大喜過望。隨後，美國斯坦福大學David Palumbo-Liu教授、韓國龍仁大學張鉉根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周建渝教授、台灣大學劉少雄教授、逢甲大學陳鈴美教授也寄來了他們收集到的資料。加上我在斯坦福大學網站發現的資料，於是我擁有了由八部專著和五十多篇論文、書評等組成的劉若愚資料庫，也許除了斯坦福大學圖書館的特藏之外，我處掌握的劉若愚研究資料算是相當全的了。
資料搜集完備後，接下來的工作是翻譯和解讀。以我個人之力要在短時間內處理如此龐大的英文資料是非常困難的，好在此前我已經將《語言·悖論·詩學》和《語際批評家》兩書的翻譯托付給我的博士生曹麗萍，將《李商隱的詩》托付給陳堯。兩位弟子中英文皆佳，不僅很快完成了翻譯任務，而且寫出了《語言·悖論·詩學》和《李商隱的詩》的評述初稿。2005年年初，我承擔中國人民大學2004級碩士班“中國文論專題”的教學任務，遂以“劉若愚的比較詩學”作為教學專題。我與同學們約定，我寫完本書的一章就給大家講一章，同學們則分頭作部分劉若愚論文的翻譯，譯出初稿後，再就各自的譯文內容作課堂討論，由我主持講評。全班有十三位碩士生（包括一位越南留學生），每人都完成了一兩篇論文的翻譯。大半學期下來，同學們覺得頗有收獲，而他們在討論中提出的觀點也不時對我深有啟發，充分體現了教學相長的好處。
我以幾乎每星期一章（約兩萬字）的速度完成了本書的寫作，在2005年4月底如約將書稿交到北京出版社編輯李君偉手上。雖然“書被催成墨未濃”，寫作的過程很辛苦，常常在電腦前工作到晚上兩三點眼睛困得睜不開為止。不過這次研究和寫作的經曆對於我來說，借用一句鳳凰衛視主持人胡一虎的話，是“又一次心靈版圖的擴張”。我以前在唐宋詩學、金代文學、辭賦學等課題上用力較多，這次又一步跨進海外漢學和比較詩學領域，內心感到充實而愉快。這本書也是我完成的第九本學術專著，可以想像，當手捧一本心血凝成的新書，所有的辛勞都化成了欣慰和感恩。到明年，就是劉若愚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了，但他的學術影響並沒有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消退，也許本書可以作為獻給他在天之靈的一個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