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在雖是和詩，卻能不被前詩所限，自抒塊壘，翻出新意，詩興所至，如江河決堤，縱橫往複，不受聲調所限，此等揮灑自如，是仲則詩才為同輩所不及，乃上通前人者。
人言仲則詩情似太白，此篇可見端倪，但尚欠氣魄，要到後來在安徽學政朱筠幕中，於采石磯上作《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才有了那種一以貫之的豪氣。
湘楚之地氣質難述，不似江南溫軟，不同於燕趙慷慨，別有一番幽怨剛直，地域風色鮮明。先是有屈子沉江，後有賈誼吊屈原，連詩聖杜甫也病死在湖南嶽陽的孤舟之上。
一江春水，笑納春淚，葬了多少人的雄心過往。自來未仕的士子、貶謫的官員、羈旅的旅者、失落的離人，當中不乏有才有誌之士，臨江灑淚，唏噓長歎，免不了要作一兩篇感時傷世的文章，吟兩首自歎抱負的詩篇，才肯收拾心情，施施然離去。
算起來，計劃投身王太嶽署中，是仲則幕府謀生的第一個階段。此時，他除了在家鄉附近遊曆，尚未真正去過遠地，心情之忐忑難安，不言自明。
清代地方主管官吏，從州縣到督撫總要聘請幾位能幹的或有學識的人才幫助自己處理日常工作，法令文獻上稱為幕賓、幕客、幕友，以及西賓、賓師。當然還有個婦孺皆知的名號——師爺。
幕府製度作為中國曆史上一種具有深遠影響的用人製度，大約肇端於戰國前期，經戰國後期至秦漢時期逐步確立。此後一千餘年，幕府製度隨著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變化，亦曆經盛衰。
大體而言，由兩漢（尤其是後漢）至唐末五代，中央對地方的控製相對疏鬆，幕府辟召興盛，天下人才於正規的選拔途徑外，出於幕府者尤為可觀，故最為後世士夫文人津津樂道。
自宋始，中央集權程度逐步增強，宋元兩代幕府辟召雖不乏其例，但受種種限製，至明代則辟署之例亦不複多見。天下士子於科第之外，難有進身之階，故士大夫文人多有微詞。
明亡清興，存在兩千餘年的幕府製度於山重水複之際，忽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不僅辟幕之製“複興”，而且發展得非常之盛，士人遊幕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
世人皆知，紹興產師爺，仲則桑梓地近紹興，風氣所引，在鄉試落第、急欲謀求出路的情況下，投身幕府是當時的他較為合適的選擇。
幕賓多是通過關係介紹聘請的，好的幕賓和幕主之間往往是朋友，起碼也知根知底，沒有明顯的上下級關係，像時任湖南按察使的王太嶽本是邵齊燾的好友，乾隆七年的進士，曆任翰林院侍讀、湖南按察使、雲南布政使、《四庫全書》總纂官、國子監司業，有《清虛山房集》存世。
王太嶽官聲不錯，學問也好，作為邵齊燾的愛徒，仲則後來在其幕中，得到了不少照拂。仲則二十七歲時，整理自己的詩集，檢點創作心路，自言詩文“中漸於嘉興鄭先生虎文、定興王先生太嶽之教”。這位王先生太嶽，就是他投奔的第一個恩主。由此可知，湖湘之遊成為仲則詩歌創作的第一個黃金期。
需要說明的是，作《衡山高和趙味辛送餘之湖南即以留別》後，仲則並未即刻抵達湖南。他從常州乘船渡寧波灣至杭州，遊鎮江、四明、紹興至杭州。途中染病，因病體未愈，至十一月，始舟發杭州，經江西赴湖南長沙，十二月抵達。
對前人舊事、瀟湘山水一番鋪陳，一番蕭瑟、幽怨之後，仲則轉為灑然，說：“千古騷人且如此，我輩升沉偶然耳。”意雲，千載以下，有才之士都免不了沉浮蹉跎，我輩終有出頭之日。
他一心倔強，不肯屈從於命運，誓要從寒微的處境中掙脫出來。但他太在意他人的評價，活得太不自在。
認真算來，此行是他的浪遊之始，之前不過是在家鄉附近漫遊，借以增長閱曆，算不得遠行。湘行途中，他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聲聲血淚訴沉冤，啼起巴陵暮雨昏。
隻解千山喚行客，誰知身是未歸魂。
——《聞子規》
天長日久，於親人，於家鄉，於歲月，都成了“蕩子”。再歸來時，已是塵滿麵、鬢如霜，無處話淒涼，不是不讓人憐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