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的藝術水平與精神魅力如此巨大，不是單獨一個廟底溝遺址所能夠輻射完成的。廟底溝遺址發現以後，又有大批的同類遺址被發掘出來，也使廟底溝的文化麵貌越來越清晰。考古發現證明，廟底溝類型的影響力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要超越與之同時、或早、或晚的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空前絕後、一統天下，它的分布區北達內蒙古南部、西到甘肅隴東一帶、南及漢水流域、東越河南中部，它的文化因素的傳播則更遠達數百、上千裏之外。正因為廟底溝類型有著這樣的影響力，所以現代人都情不自禁地要把它與古史傳說中的英雄時代拉近，伏羲、女媧、黃帝、炎帝等，還有人將其與文獻記載中的華胥古國聯係起來，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反映出今人迫切想要將這種英雄的曆史歸功於英雄人物創造的複雜思緒。
在中國古漢語裏，“花”與“華（華）”是同一個字，本義都是指花。仔細品味廟底溝人的花卉大觀園，雖然千姿百態，但也有自己最愛的兩個種類，一種是卷曲的玫瑰形，另一種是盤狀的菊科形式，以前者最為顯著。玫瑰的花季是春季，預告春耕，菊科的花季在秋季，預告收獲，廟底溝人選取與其生活最密切的花朵作為裝飾，要表達的則是對美好生活的強烈渴望。可以想象在廟底溝人的周圍，房前屋後、聚落內外、從村邊到河邊、從平原到山岡，必定生長著漫山遍野的鮮花，廟底溝人在享受這種美好生活的同時，還不忘以花來命名身邊的許多事物：盛開鮮花的群山稱為“花山”，自己的部族稱為“花族”，對自己的稱呼也就成了“花人”，這些名稱經過數千年的演變，最後就變成了今天的華山、華縣、華陰、華族、華人等稱謂。
華山可能是華族最初所居之地，它的得名源自其百花繁盛，因此考古學家指出：廟底溝類型的分布中心必在華山附近，這正和傳說裏華族的發生及其最初形成階段的活動與分布情形非常相像。所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就是形成華族核心的人們的遺存，它的花卉圖案彩陶可能就是華族之名由來的依據，而“華山玫瑰”也成了廟底溝類型彩陶圖案及廟底溝類型本身的最貼切指代。至於華族與華夏族的關係，有人認為是華族與夏族融合以後的合稱並沿用下來的稱謂，也有人說是華族曆史演進中逐漸形成的不同階段的名稱等。可見“花”與“華”由史前時期開始就形成了超乎人想象的複雜關係並在悠遠的曆史長河中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人類愛花是共性，但愛花愛到廟底溝人這樣的程度，是絕無僅有的，稱中國人為華人是再恰當不過了，有其曆史的必然。廟底溝是首個被揭露出來的典型遺址，填補了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諸多空白，找到了解開長期以來困擾人們關於華夏族由來諸多疑問的金鑰匙，學術意義重大。它以嶄新的文化麵貌刷新了人們的視線，也透射出許多不為人知的曆秘密，吸引著今人不斷探求關於遠古人類生產生活情況的細節，從而豐富了整個人類社會的文化。
古代氏族——大汶口文化
巍巍山，五嶽獨尊，悠悠汶水，源遠流長——這幾句山水感懷比較貼切地道出了泰山與大汶河在自然和曆史文化中的突出地位。這兩者之所以被相提並論，緣於泰山南部、大汶河畔著名的大汶口遺址以及曾經遍布今天山東境內、輻射豫、皖、蘇三省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距今6 000年左右，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是山東龍山文化的前身。作為一支勢力強大的新石器文化代表，大汶口文化有自己的文化專利，它有一批特點鮮明的精美陶器、發達的手工業加工技術以及區別於其他地區的奇特習俗。
陶器是大汶口文化內涵的主要標誌物，除常見的紅、灰、黑陶外，還有白陶，非常與眾不同。陶器上經常飾鏤孔、劃紋、鼻鈕等，並有絢麗的彩陶和簡單的朱繪陶。可能是為了適應生活中的實際需要或者遵循某曆史傳統，這裏的三足器、圈足器非常發達，多見各種形式的鼎和幫——釜形鼎、缽形鼎、罐形鼎、實足鬻、袋足鬻，在大汶口人的理想中似乎要把所有器物都裝上腿（足），這種現象成為該文化的一種特色。此外，漏缸、豆、背壺、觚形杯、大口尊等也帶有濃厚的地域性特征，與鼎、鬻等共同構成了大汶口文化完整的陶器群體。
大汶口文化的手工業非常發達，這時期顯然出現了專業的工匠。從陶製的日常生活器皿到生產用的工具，直到顯然非實用器的各種原始禮製用品，都從大汶口人靈巧的雙手中創造出來，其技術的精湛程度一點也不遜於後世。大汶口人在陶器製作過程中開始使用輪製技術，這時所燒製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這一時期製陶工藝的最高水平，被後來的山東龍山文化繼承並發展，製造出精美絕倫的蛋殼黑陶，令世人驚歎不已。大汶口文化還有仿動物造型的陶器，反映出工藝技術的純熟和製陶業的興旺發達，如豬、狗和龜形的容器，其中的獸形提梁鬻堪稱工藝美術史上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