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酒文化與銅文化一樣曆史久遠源遠流長，農業時代的到來，出現了釀酒業，釀酒業的發展促進酒具也相應地發展，飲酒禮儀的豐富和完美，又使酒具呈現多樣性地發展。陶器製作特別是青銅業的發展，為酒具的製作提供了條件和保障。古人雲，“非酒器無以飲酒，飲酒之器大小有度”。中國人曆來講究美食美器，飲酒之時更是講究酒器的精美與適宜，這就使得酒器作為酒文化的一部分同樣曆史悠久，千姿百態。
酒具是指製酒（早期）、盛酒、飲酒的器具。近代大工業化製酒工藝產生後，酒具一般指盛酒和飲酒的器具。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由於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酒器的製作技術、材料，酒器的外型自然而然會產生相應的變化。故產生了種類繁多、目不暇接的酒器。
酒具的發展變化，體現了豐富的文化生活背景，反映著酒俗的不斷演變，具有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從側麵反映著曆史的進程。酒具具有豐富的功能：首先，可以審美助飲。中國酒具美觀大方的造型，精細華麗的裝飾，對飲酒者所起的美感作用是巨大的，使飲酒者在舉杯之際，得到文化的陶冶和藝術的熏陶；其次，節飲量飲。中國古代酒具有斝（jiǎ）、壺、杯、爵，無論任何酒具，都按照一定的容量來設計製造，以起到示量節飲的作用。再次，體現社會禮儀。中國酒具作為禮儀製度的載體，顯示出使用的場合以及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而且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使用不同的酒具，也有著嚴格的等級規定。
說到飲酒之器。我們便會聯想起文學作品的描寫。從成語中的“觥籌交錯”，到江湖豪傑“以瓢沽酒”或“大碗篩酒”；從書聖王羲之借“曲水流觴”飲酒，到詩仙李白“會須一飲三百杯”，再到蘇東坡“一樽還酹江月”；範仲淹“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也”，直至李清照“三杯兩盞，怎敵他、晚來風急”……詩文中的“觥”“樽”“杯”“盞”等等，皆是飲酒器具。隻不過，時代不同而飲者有別，上古之人臨池用手掬捧而飲，草莽英雄瓢舀碗盛豪飲，文人雅士持杯把盞酌飲。
酒是農業社會的產物。農業的興起，人們不僅有了賴以生存的糧食，還隨時可以用穀物作釀酒原料釀酒。陶器的出現，人們開始有了炊具；從炊具開始，又分化出了專門的製酒、飲酒器具。究竟最早的專用酒具起源於何時還很難定論。因為在古代，一器多用應是很普遍的。不過，早在公元前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文化時期，我國已出現了形狀類似於後世酒器的陶器，山東大汶口文化時期的一個墓穴中，曾出土了各種獸形鬶，就其造型來看，可能就是最早的酒器。
青銅酒具。鑄造始於夏朝，盛行於商周和春秋戰國。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在夏代河南偃師二裏頭文化遺址，發現了最早的銅製酒器，出土有各式銅爵，有平底爵、凸底爵，有的流細長，有的流短粗，則基本可斷定都是溫酒器或飲酒器。《世本·作篇》有“杜康作酒”“少康作醪酒”之說，也出自夏代，這說明起碼到了夏代，人工釀酒技術已經有了很大提高。龍山戈化時期酒器的類型齊全，用途明確，與後世的酒器有較大的相似性。這些酒器有：罐、甕、盂、碗、杯等。其中，酒杯的種類最為繁多，有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斜壁杯、曲腹杯、觚形杯等。
進入商周，青銅酒器達到鼎盛，尤其是在商代，隨著釀酒業的發達和青銅器製作技術的提高，青銅酒器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由於殷人的嗜酒，還出現了“長勺氏”和“尾勺氏”這種專門以製作酒具為生的氏族。殷人的飲食文化中以飲酒最為著名，這從殷王的酒池肉林和周公給康叔的訓誥《酒誥》中便可窺見。康叔在所得訓誥《酒誥》中被告誡：勿使臣民“荒湎於酒”。因為殷人的“衰”乃至“亡”，則是因為“荒湎於酒”，“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周代飲酒風氣雖得到扼製，但酒器基本上沿襲了商代的風格。在周代，也有專門製作酒具的“梓人”。春秋時期隨著鐵器時代的到來，青銅酒器才開始沒落。
殷商時代，釀酒業已達到了相當繁榮的程度。這從甲骨文的有關記載中已經可以得到確切的證明。如甲骨文中屢見的“枵”字，就是後來古籍中的“糵（niè）”字，《說文》訓“糵”為“牙米”，即發芽之米，乃釀酒中用來發酵的一種原料，類似後代的酒曲。《天工開物·酒母》有“古來曲造酒，糵造醴”之說，“醴”是一種味甜的薄酒，在甲骨文中也屢有出現，可見“糵”在殷商確已是廣為用於釀酒的酒曲之物。卜辭中就多次記錄有以糵造醴酒之事，而且專門設有稱為“小糵臣”的司掌釀酒之官，更有甚者，有時殷王還親臨釀酒作坊，視察指導。
從《粹》文提到的“新醴”“舊醴”來看，殷人顯然還懂得用儲藏之法而製成更為醇香的“陳年老窖”了。大腹，可增加容量；尖底，便於半埋入地中。《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酎酒”即經過兩次以至多次複釀的醇酒，細審其意，“酉”字猶存釀酒、製酒之義；“酉”字用作“酒”義就是由製酒器引申而來。值得注意的是，卜辭中“醴”與“酒”總是分別敘述，互不相混，最大的可能就是與後代一樣，在殷商酒與醴也是用不同的方法釀造、有不同的味道的。若依上述“曲造酒，蘖造醴”之說，這種“酒”“醴”的分別，也許正暗示了殷人已經發明了用曲釀酒的先進方法。近年河北槁城台西商代遺址曾出土一塊重達8．5公斤的酒曲，為這種推測更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