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卜辭中還有一酒名目“鬯（chàng）”。據後代周文獻可知，鬯乃是用黑黍釀成的一種特殊的香酒，這種酒若再與鬱金香草所煮的汁水調和，更成一種氣味芬芳的酒稱“鬱鬯”。鬯和鬱鬯是殷周時期最高級的酒，多用以祭神，也用於帝王賞賜臣僚，毛公鼎、大盂鼎就都有“賜鬯”的記載。“鬯”在卜辭中的出現，也說明了殷商釀酒所達到的高度水平。
與其釀酒業的繁榮相呼應，殷商時代的用酒之多、飲酒之盛更是令人歎為觀止，這從殷商遺址大量出土的酒器上就可見一斑。如前所述，殷商時代的青銅器是極其發達的，而在其出土的青銅器種類中，酒器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種類之多，數量之大，幾乎是空前絕後的。而且各種酒器已完全配套，有罍（釀酒器）、壺（貯酒器）、尊（貯酒而備斟之器）、卣（盛鬯備移送之器）、盉和斝（均為溫酒器）、爵、觚和觶（均為飲酒器，爵兼溫酒，觚兼燙酒）、鬥（斟酒器）等，可謂應有盡有。由此不難想見當年殷商人對酒特殊的鍾愛和嗜好。
商周的酒器種類齊全，用途專一。據《殷周青銅器通論》記載，商周的青銅酒器分二十四類。按用途分為煮酒器、盛貯酒器、飲酒器。此外還有禮器。形製豐富，變化多樣。盛酒器具是一種盛酒備飲的容器。其類型主要有：尊、壺、區、卮（zhī）、皿、鑒、斛、觥、甕、瓿（bù）、彝、罍、鬥。每一種酒器又有許多式樣，有普通型，有動物造型。以尊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飲酒器主要有：角、爵、杯、觥籌、觚、觶、舟、尊、觴、鍾、酌。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飲酒器，如：“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溫酒器，飲酒前用於將酒加熱，配以杓，便於取酒。溫酒器又稱為樽，漢代流行。湖北隨州曾侯乙墓中的銅鑒，可置冰貯酒，故又稱為冰鑒。
不過，殷人並不僅僅把飲酒當做一般的口福之樂，酒在殷商人的生活中，顯然還有著更為鄭重的地位。這從上述出土的青銅酒器來看，它們大都做工精細，通體飾有神秘、威嚴的饕餮之類的獸麵紋，無疑多是被用做禮器的。
其實，酒的這種鄭重地位在周人的《酒誥》中已經泄露出來了，這就是“祀茲酒”。殷人何嚐不是用酒來享神通神的呢，隻不過所享所通的不是周人的神而是殷人的神罷了。可見，飲酒之風的盛行，也是殷人崇尚祖神宗教精神的一種體現。
酒作為一種特殊的飲用之物，其馨香、致醉、令人迷狂的效力，與神秘的宗教精神有著天然的契合。可以想象，在祭神求福的儀式上，在巫祝施行法術的過程中，酒可助人進入一種想象、幻覺的狀態，促人達到一種極度虔誠、癡迷的精神境界，從而篤信已經神靈附體，已經與神溝通。這或許就是酒從發現起就首先與巫術祭祀活動連在一起的緣故了。
殷人正是把飲酒與祭祀連在一起的。甲骨文中的許多卜辭，就涉及到了殷商帝王用酒鬯祭祀祖先的活動。《佚》文卜問的是在舉行祭祀時是否先用三牢、羌與酒為祭品以享神，占辭稱“用”；《甲》文中的“登鬯”即以鬯酒進獻之義，祭祀的對象就是殷人的先王祖乙；《前》文中的“彈”當讀為“”，是一種在郊外舉行的祭祀天地的大典，其中提到“百鬯”、“百牛”，可見其規模還是相當可觀的。
當然，酒也使人放縱、無禮、無畏。正如歌樂舞蹈娛神也娛人，人們在用酒祭神祭祖的同時，自己也陶醉在酒的濃鬱滋味中，“飄飄欲仙”；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就是飲酒作樂，放蕩不羈。《酒誥》稱殷紂王“縱淫泆”，“不惟（思）自息乃逸”，甚至到了“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的地步；《史記·殷本紀》更載他“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懸）肉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這雖隻是殷商王室縱酒狂歡的一種極端表現，但也多少折射出殷人嗜酒之風的某種狀態。
現在看來，殷商審美文化的神秘色彩，包括關於至上神的係統傳說、豐富的想象故事，還有狂熱甚至野蠻的巫風習俗，都與縱酒狂放所造就的精神狀態不無關係。與此同時，酒也強化了人們對味覺享受的快感體驗，這就為後來“美”與“味”的聯姻作了鋪墊。這隻要從凡以“酉”為部首的字均與美感有關，諸如酣暢、醇美、沉醉等等，就不難看出酒文化在審美文化發展史上曾經發揮的特殊效應。
然而，殷人卻為酒付出了亡國的代價。從此“德將無醉”的周代禮樂文化，引導先民走向了斯文和典雅。
周朝時，從周文王開始，就“約法三章”，隻有祭祀方可用酒，即“祀茲酒”，他感到酒對於百姓來說，有百害而無一利，“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百姓的昏亂失德，邦國的衰弱滅亡，其全部責任在其看來非酒莫屬。所以周人注意戒酒，“克用文王之教，不腆（厚）於酒”。所以，周公在《酒誥》中要求康叔到了衛國之後，要嚴格禁酒，如果遇到“群飲”的情況，決不能放任自流，要“盡執拘之以歸於周，予其殺”；遇到諸臣“湎於酒”，雖不必殺，但要“教之”，要有此明訓以享國。《酒誥》本是周人的一篇訓誥之辭，反映的是周人的文化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