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簡子墓隨葬的十八件升鼎中。根據牲肉的遺骸進行鑒定，其中可以確認的有牛、豬、羊、魚，另外還有大雁等野生禽鳥。這種情形表明，趙簡子在用鼎數量上，以及在放置的牲品上都是僭禮逾製的。
春秋時期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導致社會政治體製與經濟形態的劇烈變化，並促進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大發展和大飛躍。於是，人的自由程度也有大幅度的發展，人的思想獲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思想文化文學藝術呈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麵。審美意識的發展與變化，取決於人本身自由的程度和人的思想意識的變化。因此，青銅禮樂器傳統的神話動物紋飾，也都一改過去呆板、單調的形象，變得矯健、凶猛、淩厲、有力。除此以外，還湧現出大量的寫實動物紋飾和造型，如凶猛狂吼的猛虎、雄踞一方的鷙鳥、歡快奔騰的鶴、雉等等，都是當時社會武力擴張、弱肉強食的真實寫照。
青銅時代，從青銅器造型藝術角度來看，青銅禮器最為引入注目，每種器形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從簡單到複雜，在鑄造技術上由不合理到合理，這是一個不斷創造的過程。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出土或傳世的青銅器有數萬件，這隻是古代遺留下來的一小部分。單是中國青銅禮器的發展史，就已經能描繪出那遙遠的，輝煌的青銅時代。
青銅器上的文字
青銅銘文，中國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指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鑄造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總稱，又稱“鍾鼎文”或“金文”。在青銅器物上鑄文，也出現在商朝，因鑄刻在青銅器物上，古人稱銅為金，“銅”乃近世才有的名稱，故稱金文。金文的字有凹凸之分，凹為刀刻，呈陰文；凸為先用刀刻模型，然後澆鑄呈陽文，又稱鍾鼎文，因青銅器最多見的乃是樂器和禮器兩大類，鍾和鼎又分別為其代表，故以此代稱銅器上的刻文。金文多為詔錄禮典、征伐、約契等，是承甲骨文體而又有新發展的文字。其特點是筆畫線條渾樸自然，結字壯美多姿，字體漸趨整齊雄偉純樸。但因字體筆畫尚未完全固定，往往一字，筆畫和寫法也各異。目前可見到鑄造刻有銘文的青銅器較多，浩如煙海，比較有代表性的《散氏盤》、《毛公鼎》、《虢季子白盤》等。
現今發現最早鑄有文字的銅器，是現藏中國曆史博物館的商中葉二裏崗文化期的一件銅鬲，上麵隻銘刻著一個“亙”字，當是器物作主或受器者的族氏名號。商代後期殷墟出土的銅器，銘文已較為多見，但仍屬族氏標記或作器者私名的性質，如殷墟婦好墓所出銅器上的銘文“婦好”。還有的出現了祖先廟號的記識，諸如父某、祖某、妣某、母某之類，“司母辛”、“司母戊”等就都屬此類。隨後又有將族名（或私名）與致祭對象的廟號並列、表示某族（或某人）為某位祖先作祭器的文字，如“冊大父乙”、“韋父己”等等。至殷墟時代晚期，金文有了初步發展，出現了超過十個字以上的銘文，其中字數最多的《小子卣》器，銘文合計共四十七字，為作器者立功受賞後銘器以述其事，並藉此告慰母親之作。
周代金文便是承續此類記事文字而來，不過，由於這種鑄文將記功、彰德、宣教的形式與周人崇文尚德、禮樂興國的方針大略作為了主要內容，金文在周代便獲得了空前絕後的發展。
與周器紋飾這種趨於簡潔素雅、旨在裝飾的傾向正相反，周器中的銘文卻表現出繁複恢弘。《五祀衛鼎》、《史牆盤》、《頌壺》、《虢季子白盤》、《師簋》，幾乎全部銅器都鑄有銘文，而且字數一再增加。比如周初武王時的《天亡簋》有七十八字，成王時的《令彝》就達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時的《大盂鼎》又達到了二百九十一字，《小盂鼎》銘字已有剝蝕，估計已達三百九十餘字，而西周後期，《曶（hū）鼎》達四百一十字，《毛公鼎》更多達四百九十七字。如此用心又如此普遍地在器物上刻鑄出動輒上百的大段文字，這是隻有周代才有的奇跡。因此，如果說周器特征，銘文才是當之無愧者。
字數增多當然是最顯見的標誌，而文字繁複意味的是內容含量的擴大。周代金文上至改朝換代、天子祭享、先王曆史功業、今王的重大戰事以及冊命分封，下至諸侯卿大夫的受賞獲賜、訴訟官司，涉及到的曆史事件乃至上層貴族的社會生活已經相當廣泛。《利簋》、《天亡簋》即是武王伐紂、禁絕殷祀的曆史見證。
有的是王公貴族受到冊封之後的銘刻紀念，如西周早期的《宜侯矢簋》，西周中期的《頌壺》，這些銘文對於周代分封、命官等製度，無疑是最真切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