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書體風格的形成，與銅器紋飾的變化幾乎同步，也是至西周中期以後明朗起來的。西周中期以後的字體明顯擺脫了古拙剛勁的風格，筆畫圓柔，兩端平齊，不再波磔出鋒，顯得收束得體，書家稱為“玉著體”。《毛公鼎》就是其代表之作。毛公鼎為西周宣王（前827—前782）時期的金文鼎。銘文筆法嚴謹，結體勁瘦，取縱勢，行氣流暢磅礴，章法錯落自由，實為金文中的瑰寶。由於篇幅巨大，字數繁多，該鼎銘文整體觀之確有洋洋恢弘之感，使人耳畔仿佛響起“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的讚歎；而就其章法的疏密有致、成行成列，又可見周人的進退有節，“莫不令儀”；尤其是若細審其字體，但見轉折自如，圓融婉通，字略修長平整，靈秀自然中不失規矩嚴謹，氣色溫和，筆勢穩妥，處處顯出彬彬有禮之貌。
說到書寫的成行成列，這突出顯示了周代審美文化追求整齊、規範的特有風貌。說起來，與甲骨文隨兆刻畫、左右“出擊”的格式不同，金文已經全部下行左轉（個別有意出新的除外），成縱向之勢，由此奠定了整個古代書法布局模式的基調，其縱成行的態勢是自然而就的。但橫成列的追求，卻應屬愛好規整的“有意為之”。
其中文史珍品《史牆盤》的書體工整可謂臻於極致，在視覺上予人以審美意蘊，銘文原本就是一篇以四言為主的長篇頌辭（二百八十四字），依次曆數了文、武、成、康、昭、穆和時王（共王）的功德，並講述史牆的家族發展，稱頌其先祖父考，近乎史詩之作，既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又是西周時代見於書麵的文學佳作。與之相應，銘文文字的書寫相當工整秀麗，大小如一，特別是其排列布局，由於字數繁多，被均勻地分為前後兩半，各九列，上下左右均十分平齊，成兩個對稱的長方塊狀。而且縱成列，橫成行，已經一絲不苟。《史牆盤》銘文，充分表現了銘文裝飾美、古典美。其中，記下器主受冊命整個儀式的《頌壺》，一如儀式的有板有眼，這篇銘文在書寫之前，竟先畫出了方格，其縱橫有章的講究更為明顯。這些字體、格式進一步方整化，就是所謂的籀書或大篆了。相傳籀書出自周宣王太史籀之手，從金文西周中期以後的這些發展來看，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就這樣，周代青銅紋飾及銘文，共同組合成了一個獨特的“文質彬彬”的藝術世界。
鼎尊象器
在青銅器上鑄錄文飾圖形，最早是在殷商時代，就器表的紋飾而言，饕餮紋、夔龍夔鳳、獸麵及獸角獸爪是殷商裝飾麵的主體，圖紋對稱排列及多種紋飾交織共現的繁縟華美，且文飾呈現野蠻、獰厲、凶煞之狀，是殷商時代繪飾藝術的基本風貌。到了周朝，一改殷商的風格，逐步形成自己的裝飾風格，呈現裝飾性和素雅感，且形象拙樸寫實，透出儒雅的謙謙君子之風。不過，這個改變經曆了相當長的時間。
西周時期的青銅工藝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繼承商代的藝術風格。成康以後形成周代自己的風格特點。周代的青銅器同商代一樣分為烹飪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等。
周初，周人對於燦爛的殷商物質文化大多直接“拿來”，造器都還明顯帶著殷商遺風，饕餮紋、夔龍夔鳳、獸麵及獸角獸爪仍還是裝飾麵的主體，多種紋飾交織共現的繁縟華美，也還是其繪飾藝術的基本風貌。“利簋”、“天亡簋”即是如此，“何尊”、“伯矩鬲”、“折觥”等西周早期的作器亦複相近。然而細心觀賞體味應不難發現，即使這些承襲殷商餘續、鑄刻著饕餮形象的青銅彝器，與殷商近似的也隻是它們外在的造型和紋飾的繁複。殷商時代最具特征的反映宗教內涵的野蠻、獰厲凶煞之狀沒有了，隻讓人感到它們的精雕細刻、形式華美，紋飾在這裏已經失去了原本就隻屬於殷人自己的宗教性質，留下的隻是裝飾的意味和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