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淡化殷器色彩、呈現周器格調的紋飾也開始出現，並漸漸多了起來。周初饕餮紋大圓鼎就是如此。該鼎高122厘米，口徑83厘米，重226公斤，為已知西周銅鼎中最大最重鼎器，兩耳外側、三銴、三足仍以獸麵為飾，但整個器身隻在腹上部飾有由六條夔龍合成三組饕餮的紋飾寬帶，饕餮下各有一個浮雕的牛頭，龍身線條婉轉流暢，整體構圖顯得單純明朗。還有作於周公東征班師回朝後不久的“方鼎”，器身、器足都以鳥紋為飾，而且與商器夔龍夔鳥中棱對首合成饕餮的紋飾不同，這裏的夔鳥紋尾相對，正麵看去對流線型上揚的鳥翅感受更深，也顯示出作器者出於藝術美追求的構思。當然，這些仍還是以夔紋饕餮為飾者；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此時已出現新型的裝飾性紋樣。作於成王時代康叔受封於衛之後的“沫司徒簋”，兩耳仍為獸形，口沿及圈足卻改為各飾一圈由，圓渦和四瓣花紋相間組成的環帶，特別是器腹全部飾為一條條規則、整齊的直棱紋，顯得格外別致、雅重。例如腹上部隻飾兩道弦紋的“小臣簋”，頸部隻飾風鳥紋一周、餘皆素麵的“小臣單觶”等等，作為成王時器，也都顯示出周器紋飾向典雅、明淨、樸素方麵發展的趨勢。
伯矩鬲西周中期以後，周器紋飾已經完全形成自己的風格，向著典雅、明淨、樸素風格發展。饕餮、夔紋、獸形等帶有殷商神秘詭異色調的紋飾終於徹底解體，進而抽象化為竊曲紋（狀如橫置的S形，中以目形相連）、波曲紋、重環紋、鱗紋、瓦棱紋等幾何形紋飾，並以圓曲柔和、規則優雅的格調，體現出周人特有的禮的意義和樂的精神。諸如此類的銅器不勝枚舉，其中比較著名的的有“五祀衛鼎”、“史牆盤”、“頌壺”、“虢季子白盤”、“師簋”等等，西周晚期的“齊侯匜”，除尾部的鋬和四足飾以龍紋外，全身隨著造型飾以流暢細密的瓦棱紋，還有現存銘文字數最多的“毛公鼎”，更隻在口沿下飾著一周十分規整的重環紋，顯得格外樸素而典雅。
竊曲紋是周代具有標誌性的紋飾，《呂氏春秋》記載：“周鼎有竊曲，壯甚長，上下皆曲。”對於竊曲紋的解釋很多，它是動物變形和抽象化的圖案的解釋比較可靠。周代的竊曲紋由直線和曲線結合，顯得非常和諧、中肯。環帶紋是周代應用的較多的一種紋飾，它是一種曲直結合的波浪線紋，主紋較寬，在視覺上比較突出，地紋較細巧，與主紋形成對比。
周代的青銅器上的紋飾與商代不同，商代單獨紋樣和對稱紋樣多，而周代的連續紋樣多，產生一種秩序感。周代早期的紋飾和商代比較接近，到了周穆王時，這種周代特有的肅穆藝術風格已經形成。
周代禮樂文化之風，在那些集實用與立體雕塑於一體的青銅工藝中也得到了回映。一如殷商時代的工藝雕塑，周代青銅器也有許多被鑄成姿態各異的動物造型，不過這些造型一反商器的怪異、神秘、齜牙咧嘴，而都變得平和、溫順了許多，而且無論哪一個形象你都會似曾相識，因為它們就是現實中本來的模樣。
現藏上海博物館的西周“四虎鍾”，也稱“四虎鎛”，即是因鍾兩側飾有四虎而得名。四虎皆立體，形狀、大小如一，兩兩相隨，沿鍾身下行，極像是從高聳陡峭的山峰小心翼翼地拾級而下。整個造型毫無虎獸的凶猛之相，更無變形怪異之態，小小的圓目，彎曲的獸足，縮縮的身軀，都給人以小巧可愛的感覺，尤其是虎尾被有意塑成婉轉如“S”的曲線，又為整個鍾器平添上幾分柔和優美的色調。更可見其雕塑工藝的水平和追求。湖南桃江縣還出土有一件西周時代的“馬簋”，乃是以馬為飾。這是一件高30厘米的鼓腹帶座簋，簋的周肩分別雕著四個伸出脖頸的馬首，馬身呈臥姿，已與簋器器身合為一體，因而該部分也還隻能算是高浮雕裝飾的構思。真正顯示立馬造型的部分是簋的底座。正是沿著座的周邊，又順勢塑出四匹兩兩背向而立的小馬，構成底座的四角，馬身、馬腿、馬足都十分寫實，馬的肌肉也曆曆在目。無論簋肩的臥馬還是簋座的立馬，都呈靜靜平視的神態，馬口微閉，目不轉睛，十分安然自若。
直接將器身塑成立體雕像的銅器多數還是酒尊，這顯然是在繼續著商代銅器鑄形象於尊器的做法，但與商尊總要再疊加許多物象和紋飾以至變得奇形怪狀不同，今見周代的虎尊、牛尊、羊尊、馬尊、鴨尊、鳥尊等，均十分單純，已經把模擬實物作為造象的基本追求。
相傳出土於陝曲寶雞鬥雞台、現藏美國弗裏爾美術館的西周虎尊，器物造型為平身站立、首頸前伸、卷尾低垂的虎形，虎腿粗短，四足成塊狀底座，造型受尊器實用性的限製還比較明顯，但周身隨軀體飾以不同斑紋，已無神秘色彩；虎麵瞠目露齒，卻不給人以猙獰恐怖之感，其風格與四虎鍾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