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駕六”車馬坑南北長42．6米、東西寬7．4米，葬車二十六輛、馬六十八匹、犬七隻、人一位，車子呈縱向東西兩列擺放，頭南尾北，其中駕馬六匹者一輛、駕馬四匹者八輛、駕馬兩匹者十五輛。西列車隊從北往南數第二輛車子的車轅兩側共置六馬——東側三匹側臥向東，西側三匹側臥向西，排列整齊有序，清晰地表示著這六匹馬和這輛車組成六馬駕一車的關係。天子之居東周王城內的六馬駕一車遺存無疑是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天子駕六馬”的考古遺存。
“天子駕六”車馬坑陣容顯赫、規模宏大，考古專家認為該車馬坑不僅為目前全國僅見的兩座東周時期的大型車馬坑之一，更重要的是，它的發現解決了自漢代以來夏商周三代“天子駕六馬”與“天子駕四馬”的爭論（至少在東周時期“天子駕六馬”是存在的），讓我們找到了東周王陵的遺址——在“天子駕六”車馬坑周邊四萬平方米的範圍內，考古工作者共發現或鑽探到東周時期的陪葬車馬坑或馬坑三十多處、墓葬七百多座——而確認這些墓葬是周王室家族墓葬的關鍵，就是“天子駕六”的發現。
“駕六”主人的墓葬在車馬坑西南二十多米的地方，墓呈“甲”字形。後考古學家從“天子駕六”以及出土陶器上刻寫的“私官”字樣推定：陵墓主人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後，正在發掘的巨型墓葬則是她兩千多年來的“安身之地”。這是中國迄今為止發現的規模最大的戰國秦到漢早期的單人陵園，如果同秦始皇陵相比，堪稱中國第二大墓陵。
根據文獻記載，六匹馬之車，夏商周時期隻有天子才能駕乘，因此一直被稱為“天子之乘”，天子一般都是在祭天、檢閱等特殊的場合才使用。“天子駕六”與“天子九鼎”一樣，是神聖不可僭越的。先秦時期，馬車不僅是代步與炫耀身份的工具，更是戰爭中最主要的“攻守之具”。戰國以後，戰爭由過去的“中原逐鹿”擴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鄉地區，戰車才逐漸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漢代以後，曾盛極三代的戰車終於退出了曆史舞台。但“駕六”作為一種禮製並沒有退出曆史。曹操經不怎麼當家的皇帝恩準，才敢享受“駕六”待遇；陪葬於唐太宗身邊的“昭陵六駿”也印證了這一禮製的延續。無論是過去的馬車還是現在的轎車，都烙著乘輿等級的曆史印記。
其實，“天子駕六”不過是國之不國的周禮的載體與遺存。
秦陵銅車馬是青銅文化和車馬文化的傑出體現。它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秦銅車馬是青銅器發展和青銅文化積累的必然結果，是青銅文化的集大成者；秦陵銅車馬的產生是車馬文化積累和車製發展的必然結果。秦陵銅車馬的製造技術，是今天的人們造不出來的合金。合金技術是20世紀的發明，但中國人早在兩千二百年前就有了。中國古代沒有機床、電，沒有精密機械製造設備，銅車馬憑的是鑄造工藝。那些細小的扣件、零件、馬身上的鬃毛全是鑄造出來的。鑄造技術耍控製火的溫度、合金的比例，那時沒有溫度計，沒有那麼多品種的金屬。它到底是如何做到的？這是一個懸案。但是，不管怎樣銅車馬告訴我們中國兩千年前的金屬材料技術和鑄造工藝，比現在還要高超。
銅車馬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科技水平，比埃及金字塔更讓人不可思議。金字塔謎在建築技術，銅車馬謎在材料科技、工業技術，也是化工科技，是當時全人類的先導性技術。
德國奔馳公司，花幾十萬歐元訂製了一個銅車馬仿製品，放在奔馳公司接待室，告誡人們，中國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就造出了這麼先進的車，不能驕傲啊。
秦陵隨葬陶俑——兵馬俑
人死後埋葬要備棺槨，辦衣裘，置鼎簋尊壺酒食之具和鍾鼓編磬之屬。古人認為死後靈魂不滅，為了使死的人能在另一個世界裏像他活著一樣生活，盡享人世的歡樂，於是產生了隨葬用的俑人，後來又擴大到有生命的家禽牲畜、陪葬車馬及侍從，以及想象中的神靈。
俑的身上負載著活人的希冀，承載著古代社會的各種信息，從輿服製度、軍陣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意義。
最早的俑見於安陽殷墟商代王室墓，與人一起殉葬的有一雙手被綁縛的奴隸俑。代替人殉舊俗的隨葬俑從東周至宋代約興盛了一千五百年，一千五百年的歲月交替，隨葬俑種類的變化，勾勒出了古代雕塑藝術發展的脈絡以及曆代審美習尚變遷的軌跡，為今天的人們了解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貴實物資料。
陶俑數量居中國古代各類俑中最多，外有木、石、瓷、銅、銀等材料俑。俑的分類無統一標準，一般都依其身份、依其姿勢與持物、依其族屬而定名數種。
據資料載：中國的俑發軔於商，至東周時代漸趨流行。在山西長子縣春秋晚期晉國墓中發現的四件木俑仍與人殉同存，是人殉沒落、以俑代替活人隨葬之風初興的特征。至戰國，湖南、湖北、河南楚墓中流行木俑，多為侍衛俑和女侍俑。北方諸國多為樂舞俑，而且多用陶塑，未見木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