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枝燈以銅質、陶質最常見。形體多高大，造型裝飾繁簡不一，出土數量多，燈座上有人物和禽獸的堆塑。
漢代青銅燈具中絕大多數是燃油燈，當時的燃料主要是動物油脂，而且油脂和燈芯同在一個燈盤裏麵。
同長信燈一樣，燈具從不同側麵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民俗文化內涵。元宵節張掛彩燈的習俗自漢代出現後，彩燈製作就曆久不衰，直至今天，它仍在為人們點綴著一年一度的元宵佳節。
燭和燈字究竟起源於何時，在考古發掘所見或傳世品中，戰國以前都尚未發現名為燈的實物。在殷商甲骨文中亦未見燈、燭之類字樣。從現有文獻來看，西周時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燭”應是最早的照明用具的記載。《儀禮·燕禮》雲：“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火燭於庭，閽人為火燭於門外。”《禮記·曲禮上》亦雲：“燭不見跋。”《周禮·秋官·司氏》雲：“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玄注：“墳，火也，樹於門外曰火燭，於門內曰庭燎，皆聽以照眾為明。”從上述文獻來看，西周時“燭”應是一種由易燃材料製成的火把，沒有點燃的火把通稱為燋，故可以抱燋，用於執持的已被點燃的火把，稱之為燭；放在地上的用來點燃的成堆細草和樹枝叫做燎；燎置於門外的稱火燭，門內的則稱庭燎。至於貴族家居或民間所用之“燭”是什麼樣子，至今仍不得而知。中國現存最早的燈具出於戰國，雖還未發現帶有銘文款識的，但在屈原《楚辭·招魂》中已有“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的記錄，說明當時已出現“鐙”這個稱謂了。在周代，“鐙”、“登”通用。《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biān），瓦豆稱之登。”《禮記·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古人把“鐙”稱燈，應是字義的假借。戰國一些銅豆形燈自名為“燭豆”，這一現象進一步證明了燈是由豆演變而來的。
西漢樂舞雜技俑
樂舞雜技俑表現的是“百戲”中的各種藝術形象，是“百戲”的舞台縮影。“百戲”是我國古代民間歌舞雜耍藝術在漢代時期的總稱。
“百戲”源於雜舞，早在遠古時期，人們就開始有意識地用吼叫、動作等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樂舞已經全麵盛行，《詩經》中的許多樂章就是為樂舞服務的。各個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樂舞。這時候的樂舞就存在著“雅”與“雜”之分。諸侯國上層欣賞自己所謂的雅樂、雅舞，並對世俗之樂嗤之以鼻。而廣大勞動人民則在勞動實踐過程中不斷地創造出新的樂舞形式，並憑借自己新鮮的特點不斷向僵化的廟堂歌舞發動衝擊，結果創新戰勝了保守，鮮活戰勝了呆板，“俗樂雜舞”終於登上了大雅之堂。
雜舞秦時稱“角抵戲”。包括找鼎、尋橦、吞刀、吐火等各種雜技幻術，及裝扮人物、動物的樂舞。
到了漢代“雜舞”極為盛行，大街小巷的“雜舞”一片，王公貴族也都爭相欣賞。這時候的“雜舞”也就是“百戲”，它包括了雜技、魔術、武術、競技、樂舞、角力等諸多形式，體現了極大的藝術包容性。
《漢文帝纂要》載：“百戲起於秦漢蔓延之戲。”“百戲”中含有說唱技藝。李尤《平安觀賦》中有“歌舞俳優，連笑伎戲”的記載，逗笑說唱的俳優是“百戲”中僅有的曲藝節目。裝扮動物的“東海黃公”、“魚龍蔓延”便是角抵戲中的著名節目。
“東海黃公”取材於民間故事，據《西京雜記》記載：東海人黃公，年輕時練過法術，能夠抵禦和製伏蛇、虎。他經常佩帶赤金刀，用紅綢束發，作起法來，能興雲霧，本領很大。到了老年，氣力衰疲，加上飲酒過度，法術失靈。秦朝末年，東海出現白虎，黃公仍想拿赤金刀去鎮服它，可是法術不起作用，反被白虎咬死了。關中一帶的民眾根據這個故事編成節目來表演；後來漢朝皇帝把它采入宮廷，作為角抵戲的一個節目。東漢張衡的《西京賦》描寫它演出時的情況是： “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
《東海黃公》表現人虎搏鬥，但它不像一般的角抵戲那樣，由兩個演員上場競技，以強弱決定輸贏，而是根據特定的人物故事演出一段情節。戲裏人物的造型、衝突的情境、勝負的結局都是預先規定好的，其間還有舉刀祝禱、人虎相搏等舞蹈化的動作。它第一個突破古代倡優即興隨意的逗樂與諷刺，把戲曲表演的幾種因素初步融合起來，為戲曲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礎。
“魚龍蔓延”據《漢書·西域傳讚》載：“孝武之世……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蔓延魚龍、角抵之戲以觀之。”唐人顏師古解釋：巴俞都盧，海中碭極都是歌舞名，而“魚龍”，則是由人裝扮成一種來自西域的巨型珍獸——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目，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與庭，炫耀目光。史料之外，還可以從漢代畫像石上找到“魚龍蔓延”的影子。如銅山洪樓發現的樂舞百戲畫像石，上麵有魚龍作舞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