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官員人家的飲食，較之前代確為過於侈靡。《鹽鐵論·散不足》將漢代同漢以前的飲食生活作了對比，說過去行鄉飲酒禮，老者不過兩樣好菜，少者連席位都沒有，站著吃一肉一醬而已，即便有賓客和結婚的大事，也隻是“豆羹白飯，綦膾熟肉”。而在漢時，有錢人家動不動就大擺筵席，“肴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鱉膾腥”。又說漢以前非是祭祀饗會而無酒肉，即便諸侯也不殺牛羊，士大夫不殺犬豕，而漢時並無什麼慶典，也往往大量殺牲，豪富們經常是“列金罍，班玉觴，嘉珍禦，太牢饗”（左思《蜀都賦》），“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張協《七命》），過著天堂般的生活。宴饗在漢代上流社會是一種普遍的風氣，帝王公侯是身體力行者，祭祀、慶功、巡視、待賓、禮臣，都是大吃大喝的好機會。
各地的大小官吏、世族豪強、富商大賈也常常大擺酒筵，迎來送往，媚上驕下，宴享賓客和宗親子弟。正因為官越大，食越美，所以封侯和鼎食成為一些士人進取的目標。《後漢書·梁統傳》就說：“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漢武帝時的主父偃也從小就抱定“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的決心，勤學不輟，武帝恨相見太晚，竟在一年之中連升他四級，如其所願。
當權的貴族有權、有勢、有錢、有閑，可以盡情享樂，這在西晉時代表現得最為突出。這是一個腐朽的王朝，晉武帝司馬炎是當時奢侈之風的倡導者，他的大臣和親信有許多便是因奢侈而著名的。《晉書·何曾傳》說：位至三公的何曾，生活最為豪奢，他的生活水平遠遠超出帝王之上，日食萬錢之費，他還說沒有下筷子的地方。何曾每次赴晉武帝的禦筵，都要帶著家廚精心烹製的饌品，根本不吃太官準備的膳食，武帝也拿他沒有辦法，隻得讓他拿出帶來的美味吃。他的兒子何劭，官至司徒，任太子太師，驕奢更甚，遠遠超過了他。何劭吃起飯來，“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兩萬錢為限”，超出老子一倍。皇上的禦膳，也無法同何劭的相比，何氏父子在飲食上讓皇上丟了不少麵子。
石崇與王愷。是西晉時的一對愛生事的巨富。官至太仆的石崇，在地方任刺史時，因攔劫遠方貢使和過往商客而成巨富。晉武帝幫助母舅王愷與他鬥富，始終沒能勝過他。王愷家裏洗鍋用糖漿而不用水，以此炫耀富有；石崇則以白蠟當柴燒，以示更富。
到南北朗時，奢侈之風更是刮遍朝野，上上下下無不以侈奢相尚。一般的富貴人家，也要變著法子享樂，史稱當時的漿酒藿肉者不可勝書。富豪們視金子如瓦礫、綺繡如毛發，將美酒當水漿、肉魚當菜葉，這在那個亂世也許是屢見不鮮的。有些人看到時運不濟，朝不保夕，所以“惟事飲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犢”，能得樂時且得樂。
食茶遺風
茶樹原產中國西南，現在長江以南地區種植十分普遍。取茶葉為飲料，古人傳說始於黃帝時代。《神農本草經》雲：“神農嚐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茶即為茶，唐代以前無“茶”字，言茶茗常以“荼”代之。神農時代飲茶，隻能算是一種推測，但這裏說的是以茶解食毒，表明茶葉有可能最早是作為藥物進入人類飲食生活的。《神農食經》有“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誌”的說法，對茶葉的藥理進行了闡發。這書自然也不是神農所撰，但大體可以反映漢代及漢代以前人們對茶葉的認識，飲用確實在很早就開始了。
茶葉作為飲料之前，可能曾做過食料，就是作為飲料以後，也常做食料使用，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說：“晏子相齊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其中提到的苔菜，陸羽《茶經》引作“茗菜”，並被作為春秋時代食茶的證據。今人認為茗菜、苔菜所指皆為茶，貴州有茶樹即名“苔茶”。如此說可信，那麼春秋時代可能有以茶做菜的事。茶在古時還能入粥，做成茶粥，如西晉傅鹹的《司隸教》就提到蜀嫗在南方“作茶粥賣”的事。作為市肆食品的茶粥，當時可能是一種受重視的小吃。
現代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中，還有一些以茶入饌的吃茶習慣，無疑是古代食茶的遺風。如竹筒茶拌上油鹽，或與大蒜同炒，用做下飯的菜；醃茶可拌可炒，亦可佐飯。湖南洞庭湖區盛行薑鹽茶、芝麻豆子茶，也是將茶葉當菜吃下去。豈止是少數民族以茶當菜，現在的高級筵宴上也有用茶葉或茶汁烹製的名菜，如茶汁蝦仁、碧螺蝦仁、龍井蝦仁、碧螺魚片、碧螺炒蛋、龍井雞絲、龍井鮑魚、樟茶鴨子、雲霧石雞、毛峰熏鰣魚、五香茶葉蛋等。
茶葉不做菜、不做藥，而作為專用飲科的最早年代，不會晚於西漢。漢代的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區，飲茶已蔚為風尚，不過那時見諸文字記載的茶事並不太多，隻是在西漢辭賦家王褒所寫的《僮約》中透露出了一些重要信息。由《僮約》可以看出，漢代人已將飲茶看做一樁很重要的事情，茶已成為日常的重要飲料，而且已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廣為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