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懲藩鎮之弊，極度加強中央集權，收四方勁兵歸皇室掌管，或守衛京師，或駐防邊州，稱為禁軍。“武衛”原是屯戍京東路、河北路禁軍的稱號。由於封建王朝的重視，其編製不斷擴大。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隻轄十六指揮，仁宗慶曆時增至六十七指揮，後更擴大為七十一指揮。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改製，富國強兵，武衛軍的編製和屯駐地域又有新的調整。據《宋史·兵二》記載：“熙寧五年，並滄三為二，真定府各四各為三，趙州、振武各一共為一。六年詔岷州置一。元豐三年，河州武衛二為一。”可知，熙寧六年在熙河路的岷州已置有武衛指揮。同時，我們還發現上述記載有脫誤之處。例如，“真定府各四各為三”，語氣不順，新刊標點本《校刊記》稱此處“疑有脫誤”，但未具體指出。在此之前，武衛軍的編製是“真定、定、淄各四，所以減並為三的還有定、淄二州。又如，”趙州、振武各一共為一“，是指趙州原設武衛、振武指揮各一，而振武軍趙州條下無省並，故判定為並武衛於振武。至此，屯戍京東、河北的武衛軍已減並為六十六指揮。再如，與熙寧六年”詔岷州置一“的同時，顯然漏記了”河州置二“，否則，元豐三年”河州武衛二為一“的記載，就成了無本之木。至此，又增置了河、岷二指揮。經過重新調整，元豐年間，京東、河北、熙河三路武衛軍共有六十八指揮。
武衛軍增設於西北，是同當時軍事形勢的轉變分不開的。第一，宋初征遼，屢遭失敗，主要威脅來自北方，防禦遼邦侵擾，是用兵的重點。禁軍多屯集在京東、河北、河東諸路。至宋仁宗寶元年間，西夏李元昊建國稱帝，戰禍連年，西北戰局日趨緊急。而遼國自中期以後，國勢由盛轉衰，宋遼之間的爭鬥相對趨於緩和。於是，宋王朝的軍事重點由北方轉向西北。第二，宋神宗於熙寧四年諭文彥博等：“京東武衛素號精勇得力，不減陝西兵。”表現出朝廷對武衛軍的重視和對西北防務的關注，為武衛軍擴置於西北作了思想準備。第三，宋神宗、王安石采納了王韶《平戎策》提出的“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複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的對西方用兵的策略，於熙寧五年攻取吐蕃武勝軍地置熙州，次年又取河、洮、岷等州，拓地一千二百裏，置熙河路，為在西北置武衛指揮，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這方“武衛第六十七副指揮使朱記”，正好包括在武衛總編製六十八營之內，同時又發現在甘肅境內，我們認為它就是河州武衛或岷州武衛的印信。由此還可進一步推定，武衛第六十七、六十八指揮是屯戍在熙河路的。
熙河路，自熙寧六年建置後，隨著地域不斷擴大，先後改稱熙河蘭會路、熙河蘭岷路、熙河蘭廓路等。屯戍之軍有武衛、振武、蕃落、保捷、保寧、蕃部等，分禁軍、廂軍、鄉兵三級。熙寧五年，“王韶招納沿邊蕃部，自洮、河、武勝軍以西，至蘭州、馬銜山、洮、岷、宕、疊等州，凡補蕃官、首領九百三十二人……得正兵三萬，族帳數千。”熙寧七年，“置鳳翔府簡中保寧六指揮三千人，專備熙河修城砦。”元豐五年，蘭州置保捷指揮二、置保寧指揮二。紹聖三年，熙河增置保寧指揮四。紹聖四年，蘭州金城關置保捷步軍指揮四。元符元年，天都砦、寧羌砦置保捷步軍指揮各一。各指揮以五百人為率，每十指揮為一軍，該路總兵力當不下四萬人。
這方銅印鑄於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則是因為當年熙河路經略製置使李憲奏言：“本路雖有九將之名，其實數目多闕，緩急不給驅使……若將本路九將並為五軍……於事為便”（《宋史·兵二》）。曾對軍隊編製加以整頓，此印可能就是整軍後頒發的印信。
此印自名“朱記”，是同史籍記載相一致的。《宋史·輿服六》雲：“又有朱記，以給京城及外處職司及諸軍將校等，其製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印之長寬折合宋尺，不爽分毫，又是給駐軍將校的，可謂若合符契了。
這枚副指揮使朱記，對研究宋代武衛軍的建製及北宋熙寧、元豐年間熙河路的軍製，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甘肅文史》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