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雕塑的藝術品，就甘肅而言，敦煌、安西、永靖、張掖等縣的石窟和寺廟中都有存在。過去帝國主義者從額濟納旗盜走的文物中，有鐵器、木器、陶器、織品、雕塑品、皮製品、圖畫、元鈔等。有些中國古代名人的畫像，有西夏文銘讚，並題雕印者的名字。
音樂、戲劇，據《掌中珠》所記樂器名稱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箏、箜篌、管、笛、簫、笙、篳篥、七星、大鼓、仗鼓、拍扳等。有“樂人打諢”及“折花”、“戴花”等戲劇動作。《金史》說：“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樂器既多管弦之類，與唐代西涼樂相近，“清厲頓挫”，是可以想象的。
西夏設“醫人院”。過去出土的西夏書籍有《本草》、《千金方》。近年在武威張義公社發現西夏文寫的藥方殘片，據王靜如同誌考釋，藥名病名多與漢名不合，以為是西夏的“偏方”。這些實物說明西夏用中醫中藥，也有本民族自己的醫藥經驗。
以上僅就個人見到的資料，略作介紹，極不全麵。隨著今後不斷發現新的資料和對西夏問題的研究開展深入，一定可以逐漸了解清楚的。
西夏的貴族集團乘北宋和契丹對抗的時機，割據了中國西北部的一塊地方，元昊三十歲稱帝，他常用兩麵手法，勢力不夠強大時，對宋表示順服，一旦有機可乘，就極力擴張。也曾聯絡吐蕃族角廝羅部對宋，後來三方又在甘、青地區相互爭奪。他企圖北聯契丹，西結蕃族，以宋為主要敵人，爭奪地盤。但畢竟力量不足，聯盟不固，未能逐鹿中原。其後，女真族取代遼國，西夏又向金稱臣。這時它已不如早期之強，夏、金都因對宋侵略戰爭，實力有損，需要休整。故於十二世紀三十年代即金天會年間，雙方妥協，相安八十餘年。
十三世紀第十年代（金貞祐初）夏、金複發生戰爭，“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⑦以後蒙古興起，向他們發動進攻時，都無力抵抗。西夏和金與南宋，在不久的時間內，相繼為蒙古所滅。
回顧這段曆史，一方麵應看到西夏貴族集團進行的多年戰爭，給這一帶的各族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另一方麵，西夏人在促進這一地區各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發展，促進中華民族的融合，使一些比較原始的部落向封建社會過渡，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西夏的文字語言
（一）西夏文字，據《宋史》說：“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沈括《夢溪筆談》說是野利遇乞（當是野利仁榮的別譯）創製，仿中國篆字之形而為之。《遼史》以為是李德明作。《宋史》又說“元昊幼時通蕃漢文字，曉佛書”。因而四十多年前蘇俄的聶斯克據此認為“蕃字即西夏國書，元昊以前即已有之，不過元昊時為之修正，使其書法更近於漢文之楷書而已。”⑧這個說法，值得懷疑。如果西夏原有“蕃書”，當時人決不會說它是創製，“教國人記事用蕃書”了。況且《舊唐書·黨項傳》明記黨項原“無文字”，但候草木以紀歲時。我以為《宋史》所說“元昊幼通蕃漢文字”者，指的是藏文和漢文，而不是前已有之的“西夏國書”。西夏介於宋和吐蕃之間，受漢、藏文化影響較多。所以元昊幼通漢文、藏文是可能的。後來他們參照漢字的形式，創造出一種新的方塊字，而用本民族語言讀音，以適應需要，稱為“國書”即“蕃書”，在國內與漢字並用。官方文告則主要用“國書”。
史書說西夏文字“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宋史》）。有說它像“符篆”，“如隸書者謂楷書，如符篆者謂篆書”（《金史》）。夏文不是拚音文字，造字時借鑒於漢字，但筆畫更繁，較漢字尤難認記。清代學者張澍說它“初視若皆可識，細辨則無一能識”。⑨對漢人初看西夏文的情景，形容得很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