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初，我國羅福萇著作《西夏國書略說》一書，從“字體”、“字形”、“字聲”、“字義”及“文法”等諸方麵對夏文作了探討，認為“西夏國書取漢字筆畫積累而成”。他把夏文字體分為“楷書”、“篆書”、“行書”三種。“楷書”就是現存夏文書籍和石刻通用的字體。“篆書”以《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的碑額為例，並舉傳世的西夏官印為篆書別體。⑩“行書”隻舉了日本西本願寺所得西夏文寫本殘經數紙，以字跡草率，與石刻及經籍不同，而稱為“行書”。1972年武威縣張義公社發現一批西夏文物，其中的木簡、蝴蝶裝寫經、占卜辭、會款單等殘頁，寫得很草率，可為“行書”之例證。還有許多帶有西夏官印朱痕，用夏文書寫的殘紙，字跡更為潦草，不易辨認。甘肅省博物館認為是文書之類，稱作“草書”。
羅福萇曾把西夏字分為十一部。羅福成作《西夏國書類編》，則依漢字分部法，按筆畫繁簡次序，列為一百六十九個部首（包括補遺）。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王靜如同誌，早年即從語言學研究西夏文，著有《西夏研究》等書。都對我國近代研究西夏文開辟了先路。
野利仁榮所作《蕃書》十二卷，現在還未發現。公元1132年（西夏正德六年，南宋紹興二年）編成的西夏韻書《音同》，有大字6133字，小注字6235字（據原書敘言），是存字最多的。可是沒有漢字對音。據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計劃出一部西夏文字典，正由王靜如父子編撰中，寧夏的李範文、羅雪樵等同誌也正在編纂西夏文字典、辭書等，甘肅、青海也有些同誌進行探索，後來北京的史金波等三位同誌對《文海》作了研究，撰文出版。這些給西夏史的研究將會提供更大的便利。
（二）西夏民族源出黨項，其語言自與黨項有關。自二十世紀初發現了西夏字的詞書、韻書等後，對西夏文字語言的聲韻音義，才有規律可尋。例如《蕃漢合時掌中珠》以漢字和西夏字互注音義。《音同》音分九品（一重唇，二輕唇，三舌端，四舌上，五牙，六齒頭，七正齒，八喉，九流風）。同時，西夏佛經多根據漢文及藏文經典翻譯，也可幫助我們對西夏文音義的尋繹。王靜如同誌早年就注意到西夏和西藏及西南的某些民族語言有密切關係。近年他繼續研究這一問題，據說“西夏語介於藏——彝兩大語支中間，夏語為其連鎖。藏彝兩語支很不相同。夏語已成古語，正失連鎖。失而得之，解決語言中許多問題。”很希望有關專著發表。
西夏的文字筆畫過繁，不便實用，是不能久傳的原因之一。但西夏存在將近二百年，曆史影響是很大的。特別是在西北。元代重色目人，曾把投降的一部分唐兀人（即西夏人）編入軍隊，駐守居庸關附近。宿衛諸軍中也設有“唐兀衛”。元代還用西夏字印經、刻石，證明西夏亡國以後，其民族仍存在，其民族語言仍繼續使用。直到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居住在今河北省保定的一部分西夏人還保留著自己的語言文字。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民族的融合，西夏的語言文字失去了它的存在意義，後來就逐漸消滅了。
三、關於西夏問題的研究——甘肅應多做些工作
西夏在中國曆史上有過它的影響，特別在西北地區更是如此。對於這個民族形成、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很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宋、遼、金史對西夏的記載，較為簡略（《宋史·夏國傳》最多也不過一萬多字）。西夏自己的第一手曆史資料沒有流傳下來，舊社會我國出土的西夏文物又多為帝國主義者盜竊壟斷（僅沙俄柯茲洛夫一次盜掘刊本寫本就達八千餘種），令人遺憾。甘肅是西夏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遺留下來的文物一定不少。研究的條件是比較好的。明朝末年，慶陽李家還保存著《西夏實錄》。全國的西夏文石刻發現七處（包括最近寧夏發掘西夏陵墓碑石殘片），一半在甘肅（武威的感應塔、敦煌的莫高窟石刻、永靖的炳靈寺、永昌的聖容寺（後大寺）摩崖題字）。敦煌的千佛洞，安西的榆林窟，永靖的炳靈寺石窟，有西夏的造像和繪畫多處。解放前出土的佛經、官印、銅牌、錢幣等，可惜很多流散了。如1946年靖遠縣大佛寺，佛像腹藏西夏佛經、佛畫，數量可觀，已經散失。解放以後，永靖炳靈寺，蘭州莊嚴寺、武威天梯山、張義公社等地都發現過西夏文刊寫的經卷或文書殘片，大部都為甘肅省博物館收藏。據我了解有些個人過去也還藏有西夏文物，有的可能在林彪及“四人幫”流毒之下毀壞湮沒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和四個現代化的進程，相信甘肅省地下的西夏文物一定還會不斷發現，但是目前我省對於西夏問題的研究力量，顯得十分薄弱，與我省所處的地位及曆史要求極不相稱。現在甘肅省博物館、西北民族學院、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學院敦煌學研究所有些同誌已開展對西夏的研究，有所論述，是十分可貴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