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這一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曆史意義的文件。《致蕃人書》協商統一了蒙藏雙方的意見和要求，提出了共同遵守的原則和條件，它作用重大，意義深遠，不論在當時或後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它的重大意義首先表現在《致蕃人書》順應曆史潮流，反映了當時西藏人民及絕大多數教派勢力、地方勢力的願望。所以《致蕃人書》一傳至西藏，“衛、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眾生閱讀了此信件後，無不歡欣鼓舞”（《薩迦世係史》第94頁）。受到西藏人民普遍歡迎，得到各界人士擁護，實屬不易，太可貴了！薩班不愧為站在時代前列，反映西藏人民願望的一位曆史偉人。
《致蕃人書》的重大意義，另體現在當時蒙古對西藏的政策，是正確而有效的。闊端以和平談判代替武力以解決問題，使蒙藏雙方避免了一場戰爭所造成的耗損和破壞，並且兩族人民從此以和平相處，友好往來。這是多麼的明智之舉！西藏各界保持與蒙古統治者的聯係，有利於西藏地方局勢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這一有效政策後來為忽必烈元朝政府，采取和沿用，蒙藏關係進一步發展。元世祖忽必烈封薩班之侄八思巴為國師、帝師、大寶法王，“領宣政院事”，“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元朝通過薩迦派作為代理人，對西藏加強了行政管理，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薩迦派依靠元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在西藏的政教大權，互相利用，各得其所。前麵曾說過，蒙古對西藏這一政策，是從成吉思汗、窩闊台汗、貴由汗以至闊端宗王，都是一貫的既定方針政策，闊端的不朽功績，就在於將這一政策正確地執行了，勝利地實現了。就此而言，闊端勝利完成西藏地方統一於中央，功績超過了前輩，不愧為一位胸懷大誌、腹有良謀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此評價我認為不會過高，胸懷大誌指他對祖孫三代收服吐蕃、實現全國統一的宏大遺誌銘記不忘。腹有良謀指他對統一西藏有明智的謀略和計劃，並采取了正確而有效的辦法。說他是政治家、軍事家，他實在配當個“家”，不像今日社會上這個“家”那個“家”多得能溢出來。
關於涼州會談的深遠影響，最重大者就是西藏自此成為祖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更加鞏固了。後來元朝政府將西藏同中原內地各行省一樣行使管轄和治理。如“蒙古的薜禪皇帝（即忽必烈）治下有十一個行省。雖然吐蕃三區不足一個行省，因為是上師的住地和佛法弘揚之區，所以還是算作一個行省奉獻”（《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49頁，譯自《薩迦世係》一書）所說，繼元朝之後，中原各個王朝及曆屆中央政府，都對西藏行使著完全主權，都把西藏地方劃定為一個行政區域。這一重大影響，實謂久遠矣。
其次，元朝與西藏以宗教為紐帶的政治聯係，為後來各個中原王朝和曆屆中央政府所沿用。明朝也是旗幟鮮明的要利用藏傳佛教“安撫吐蕃”，如“洪武初，太祖（即朱元璋）懲唐世吐蕃之亂，思製禦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明史·烏思藏大寶法王傳》）。永樂皇帝對具有實力的各教派首領，均賜封號，先後共賜封了三個大法王、五個王，還有許多大國師、國師、禪師等，使其成為中央政府的直屬官員，分別管理各自轄區的政、教事務。清朝建國之初，即封達賴、班禪兩大黃教領袖以宗教和地方行政的職權。乾隆皇帝說的“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衛藏通考》卷首），也是清代的一項既定政策。關於達賴、班禪兩大活佛係統的轉世“靈童”認定，主持“坐床”等，曆屆中央政府也是一直沿承下來的。在此還應當強調的一點，就是藏傳佛教從此將蒙、藏兩大民族，以及蒙古、青藏兩大高原，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共同的宗教信仰，使青藏高原與蒙古高原聯為一體，從而使中國北方、西北、西南得以鞏固和統一，邊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聯係也得以加強和發展。
（《甘肅文史》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