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紅原
從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廣漢西白馬”設武都郡，至1985年，國務院將武都地區改為隴南地區（2004年設立地級隴南市），“武都”所轄的行政地理範圍多有變故，“武都”蘊含的曆史文化涵義，亦歲序更新。在曆史舞台上，武都常處於隴南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因此，一定程度上講，武都曆史文化或民族文化的任何嬗變，其實就是隴南曆史文化漸次演變的縮影。但是，隨著吐蕃王朝入侵隴南以及隴南民族的不斷同化與融合，武都藏民卻不能成為隴南藏民族曆史文化代表的化身，在民族文化和民俗風情方麵，武都藏民與宕昌藏民、文縣藏民已有較為顯著的異化與分歧，雖然筆者認為，今之隴南藏民，均有共同的先祖，但宕昌藏民受羌文化影響較大；文縣藏民，受白馬氐文化影響更深；武都藏民，介乎二者之間，既有氐、羌文化的影響，又深受藏傳佛教（民間所說的喇嘛教或蕃教）和漢文化的洗禮與熏陶。本文將圍繞“武都藏民形成的曆史背景”、“武都藏民的地域分布”、“武都藏民的支派及漢番、熟番、生番”以及“武都土戶”等問題，視覺延伸至隴南及周邊地區，進行考述。
一、武都藏民形成的基本曆史背景
藏民族相對於中國西部其他少數民族而言，是發育形成較晚的一個民族，要解讀武都藏民的淵源，必須對甘肅藏民族的來源有必要的了解與認知。
藏族在甘肅的民族人口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主要分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縣、肅南裕固族自治縣以及隴南山區的宕昌縣、武都縣、文縣等地。《甘肅的民族與宗教》一書說，甘肅的藏族淵源於上古時期的羌、氐諸部。羌、氐早在先秦時期就活躍於中國的西北，其分支甚多，過著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魏晉南北朝時期，原來遊牧於遼東地區的鮮卑族吐穀渾部西遷洮河、大夏河流域後，兼並羌、氐，創建了吐穀渾政權。隋唐時，吐蕃向東擴張，世屬甘肅洮河、大夏河、白龍江流域的羌、氐、吐穀渾諸部，又被吐蕃征服，統稱為吐蕃，這一稱呼延續很久。15世紀，宗喀巴進行宗教改革，創建格魯派，廣泛實行活佛轉世製度，藏族空前統一和發展起來（見楊民前、範朋、張世海著《甘肅的民族與宗教》P50，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甘肅的“藏族篤信喇嘛教，其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節日慶典等，都與喇嘛教有著密切的聯係。”
雖然我對“甘肅的藏族淵源於上古時期的羌、氐諸部”的說法存有異議，但對吐蕃東擴，“白龍江流域的羌、氐、吐穀渾諸部”“被吐蕃征服”，最後逐漸融合、演化、形成強悍的藏民族的論斷，卻表讚同。
武都藏民與隴南屬地及其周邊的藏民一樣，基本上都是吐蕃侵占隴南以後形成的。這一觀點筆者在《懷抱菩提進西藏：從武都到拉薩》一文中，有較詳盡的論述。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葉恩沛修、呂震南纂之《階州直隸州續誌》對隴南土番的源流、風俗習慣、以及生產、生活情況，做了簡要的介紹：
吐番，亦西羌之裔。有發羌、唐髦等種，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河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番”、“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土番”，而姓“勃悉野”。或曰：“南涼禿發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辱檀”。辱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歸沮渠蒙遜，蒙遜滅樊尼，而濟河逾磧石，遂撫有群羌。其地在長安直西八千裏，勝兵數十萬。其君號“讚普”，其妻曰“末蒙”，其官有論茝（chǎi）、論茝扈、悉編掣逋（bū）、曩（nǎng）論掣逋等名。男子以赭塗麵為好，婦人辮發而縈之。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為大神，喜浮屠法，習咀咒。兵勇而法嚴，貴壯賤老。所居逐水草，以麥熟為歲首。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用人、馬、牛、驢為牲。其產有駝、犛、馬、羊；其貨有金、銀、銅、錫；其樂有琴、瑟、螺、鼓；其俗大約似羌、氐，而微有不同……（《階州直隸州續誌·卷之三十三·番夷》）。
需要說明的是，各種史料對於土蕃的“蕃”字，在使用時不盡統一，如《階州直隸州續誌》作“番”，而《新唐書》、《宋史》等史籍則多作“蕃”字。二字通用，故《武都藏民考》在行文時，將“隨遇而安”，不去苛求。
公元七世紀，悉補野部落首領鬆讚幹布從雅隆河穀遷居邏娑（拉薩）後，建立了吐蕃政權。隨著大唐帝國國運衰落，給早就窺視中原，伺機東擴的吐蕃貴族以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