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4章 趙時春生平、仕履及《趙浚穀集》兩個版本的考察(1)(2 / 3)

仇鸞被處死後,趙時春由於訓練民兵有方,於嘉靖三十二年二月被超擢為山西巡撫、提督雁門三關、都察院右僉都禦史。按:山西巡撫是明代要職,由於山西是抵禦俺答的前線,因此,一般都兼督軍職務,趙時春在兼具二職的同時,還帶有都察院職銜,這說明當時他是全權負責山西周邊抵抗俺答的要務。從山東民兵副使超升為方麵大員,其背景當不僅是趙時春“知兵”,而且與時任內閣次相的徐階的大力引援有關。趙時春躊躇滿誌,在前線多有吟詠,但是,他糟糕的戰績顯然是辜負了徐階的薦舉。此年八月,俺答犯代州,趙時春督軍出戰,時任總兵的李淶極力諫阻,可趙時春力主出兵,也親率軍隊與俺答大戰,頗有斬獲,但率軍輕進,結果在大蟲嶺附近遭遇埋伏,李淶及其全軍戰死,趙時春僅以身免,被守軍“縋之上,乃得免”(《明史》本傳)。戰後,趙時春個人斬獲有功,但李淶及其軍隊的全軍覆沒,他難辭其咎,因此,被許功罪相抵,以原職回原籍聽調。趙時春此次任職,總共不到四年時間,加上前兩次任職,總共不超過十年;而此後,家居歲月一直伴隨他,直至終老於家。

關於李淶戰死,趙時春的門生、外甥、女婿周鑒稱“總兵李淶自戰敗亡”,這顯然是回護之辭,作為總督三邊軍務的趙時春,顯然負有約束、管理、調遣總兵的職責和權利,說李淶戰亡是“自戰敗亡”,顯然有失公允。

趙時春在明代中後期靡弱不振的士風下,特立獨行,堅持儒學,直言敢諫,積極奮進,這是值得肯定的。正如徐階所言,當時“士務以柔媚全其身,將畏懦不敢一言戰,政日以馳,虜日以驕”,趙時春的行為正可看成是對這種士風的矯正,“於時必有所補益”(徐階《趙浚穀墓誌銘》)。但是,趙時春性格過於耿直、激切,對於士人,議論有不合,必然“引繩按矩詰責之”,對於俺答,“裂眥攘臂,誓不與俱生”(出處同前),對於權臣仇鸞,他不僅敢發言論,甚至作《責言》以批判,更有甚者,對於皇帝,他也敢提出“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這無異是賈誼當年《陳政事疏》的翻版,而賈誼的前車之鑒,趙時春顯然沒有吸取,因此,趙時春登第四十年,其中三十年閑居於平涼老家,三罷官,曆盡坎坷苦辛,但這一切,與其說是明代靡弱不振的官場所致,到不如說是他自己峻切直言的性格造成。與他相交三十年的老友徐階,在嘉靖十八年一起被起用,可徐階在嘉靖四十一年出任首輔,“恩禮特厚”,位極人臣,“論者翕然推階為名相”(《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徐階傳》),而趙時春卻隻能在平涼老家哀歎時不我遇、才大難為用了。

趙時春天資聰穎,從小就獲得高名,從舉人到會試的優異成績,都顯示出他敏銳的才思。而西部豪爽的民風也顯然濡染了他,所以他喜歡言兵,雖然這也落下了紙上談兵的笑柄,但其影響於趙時春的文學創作,卻是深刻而鮮明的。應當說,“秦人而為秦風”的創作特色,在明代隴右作家中,趙時春是最為突出的一個(這不等於說趙時春的創作成就最突出),而之所以如此,與他喜好言兵的個性是密不可分的。趙時春生前好友、官至江西巡撫、都察院右副督禦史胡鬆在其《趙浚穀集序》中明確提出“秦人而為秦風”的特點,並說趙時春詩文“豪如太白而不淫,雄如子美而多變,疏暢跌蕩如司馬子長、班叔皮”,徐階也說他詩文“豪宕閎肆,如司馬子長、李太白,而卒澤於仁義道德”(《趙浚穀墓誌銘》),這些話用來評價趙時春詩文的創作特色是準確的。

今天看來,趙時春的文學創作盡管沒有像李夢陽那樣翕然為一代文宗,但在當時確實還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當時柔弱的文風下,他“秦風”的特色顯然是特殊的、個性獨標的,如在時人都津津於律體創作的氛圍裏,趙時春卻大力創作歌行體,而且,歌行體的創作也成了他詩歌成就的代表體裁,所謂“豪如太白”者,即指此而言。趙時春用他豪宕的筆墨描繪了冷落千年的隴右山川,抒寫他懷才不遇的幽怨和麵對著隴右山河的浩蕩豪情,體現出一個正直的封建士大夫的可貴良知。在文章創作上,趙時春除了少數發表政見的策論外,大部分是序言和給人作的墓誌銘、行狀,也有少數的史論、記事之文。這些文章,最鮮明的特點是言之有物,趙時春從不作無病呻吟,這與他崇儒、務實的性格有關,也可看成是他對當時力主模仿的時代文風的矯正;文章一以貫之的內容是他對修身、立功、出處等問題的思考和討論。其中部分文章文氣舒展,議論酣暢,文意奇絕,頗似司馬遷豪宕尚奇的文風。《明史》本傳說他“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唐順之、王慎中作為明代中後期“唐宋派”文學主張的代表人物,“文以明道”是其文學思想的核心之一,而趙時春的文章創作與此論顯然是相通的,從這個角度看,趙時春的文章創作應當是可以列入“唐宋派”的,但是,文學史上的趙時春並沒有列入“唐宋派”,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趙時春中年後一直廢置於家,再也沒有機會與京都文人圈子密切交往,而隴右地處下國,路絕上京,其文學很難在京都文人圈子中間形成影響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