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卷本前周鑒《重刻趙浚穀先生集序》雲：“茲集藏在先生家塾，餘為之詮次而重刻之大梁，庶後之觀者有以窺先生之全。”周鑒此序的寫作時間與徐階序同，均在萬曆八年（1580），聯係前引十六卷本徐階序的話“其婿巡撫河南、都禦史周君鑒嚐學於公而得其誌守，故又久之而複傳梓於汴”，兩序所言之“大梁”、“汴”均指開封府，徐階所言“傳梓於汴”的本子一定包括《趙浚穀集》十三卷本；也可以推斷，此時的周鑒正在河南巡撫任上（周鑒其人，《明史》無傳，生平仕履不詳）。然則十三卷本刻印於萬曆八年可以肯定。
有一個問題是：既然徐階序與周鑒序作於同時，那為什麼徐序不收進周鑒刻的十三卷本中，而是收在刻印於隆慶元年的十六卷本中？收錄徐階序，是不是會意味著十六卷本也刻印於萬曆八年？我們認為，十六卷本的刻印，徐階序言說得十分明確，係在趙時春剛剛離世時，即隆慶元年；該本收錄進作於十五年後的徐階序，應當是周鑒的增補。解釋如下：徐階是明中後期重臣，於嘉靖末年出任首輔，隆慶初卸任歸家養老，趙時春生前曾得到徐階的賞識和提拔，隆慶元年趙時春去世，徐階即作《明故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禦史浚穀趙公墓誌銘》以紀念（文載徐階《世經堂集》卷十八，《續修四庫全書》本），並表達了他對趙時春的負疚之情。十五年後，周鑒在河南刻印趙時春集，再次請托徐階撰寫序言以為趙集增彩，當在情理之中。周鑒刻印了徐階序，但將其添加在十六卷本之首，而沒有收錄進重新編次的十三卷本中；由此也可看出，周鑒在編次趙集十三卷本的同時，可能曾對十六卷本也進行了改動，從而使得刻印於1567年的十六卷本中竟然收錄了寫於1580年的徐階序。
周鑒對十六卷本的改動還在於，在該本末尾附加了《疏案》一卷和自己撰寫的、懷念趙時春的《永思錄》一卷。《永思錄》的撰寫年代沒有明確記載，但我們可以推斷出一個大體時限來。《永思錄》雲：“《稽古緒論》、《洗心亭詩餘》已鋟刻，其前後奏疏、公牘關政教者尚廣，當續付諸梓。”按：《稽古緒論》、《洗心亭詩餘》刻於隆慶四年（1570）（詳後文），既然周鑒說此時二書均“已鋟刻”，那麼周鑒此文之作，定在隆慶四年以後；而且，從周鑒“其前後奏疏、公牘關政教者尚廣，當續付諸梓”的話來看，趙時春的疏案此時還沒有刊印，因此，合理的解釋就是：周鑒在刻印好趙時春疏案後，將之與自己撰寫的《永思錄》一起收錄在十六卷本的末尾。
既然周鑒對十六卷本進行了改動，那我們會問：周鑒是如何改動十六卷本的呢？是僅僅改動了部分刊印好的趙集，還是將所有已經印出來的趙集進行改動？我們以為，要改動已經印出來的十六卷本是很難操作的，周鑒可能是將原來刊刻於平涼的十六卷本的雕版運抵開封，他是想在原來十六卷本的基礎上增補一些東西，而且原來十六卷本刻工不精（今天仍然可以看出），抽換其中部分頁麵也有可能。於是，在刻印十三卷本的同時，他又在十六卷本的基礎上補刻了“趙浚穀疏案”和“永思錄”各一卷，再加上徐階的《趙浚穀序》，然後付梓，這樣，就形成了我們今天見到的十六卷本的複雜現象：最初編目於趙時春生前，初次刻板於趙時春剛剛去世時並且付印（1567），再次增補於十五年後（1580），而且加入了徐階作於1580年的序言；這樣解釋，對於理解徐階序言中提到的趙集十六卷本刊刻於趙時春剛剛去世，卻又加入作於十五年後的徐階序和周鑒的《永思錄》這一現象，是完全行得通的。
當然，我們還可以推斷，也許現存《趙浚穀集》十六卷本中會有幾部是沒有改動過的，即沒有《疏案》、《永思錄》和徐階序的本子，不過筆者所見西北師大圖書館館藏善本《趙浚穀集》十六卷本與《續修四庫全書》本都是周鑒改動過的，四庫館臣、王重民先生所見以及現行善本目錄所載也是（詳後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錄的也都沒有這樣的版本。什麼原因呢？我們估計，大概趙守岩最初刊刻十六卷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慰死去的父親，而不是要傳布趙集，因此，他刻印的十六卷本數量極少，質量不精，而周鑒的增補十六卷本和選編十三卷本，其目的就是要傳揚趙集，所以數量眾多，傳布較廣。但至少我們肯定：周鑒刻本之前，一定是存在著一個十六卷本，這從王崇古《墓表》“公文付守岩，使者俾刻而納諸公墓”的話可以證明，更可從十三卷本周鑒序“茲集藏在先生家塾，餘為之詮次而重刻之大梁”的話得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