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
王權生平事略
王權（1822—1905），字心如，號笠雲，甘肅伏羌（今甘穀）人。其父王汝揆，道光二十年舉人，後任平涼府教諭，於同治二年在陝甘回民暴動中因平涼城為回民軍所攻陷而“盡節殉難”（《清史稿》卷四九一有傳）。王權自小天資穎異、勤學好問，幼年即以才學名聞邑裏，十六歲時應童試，為古浪縣令陳世熔所欣賞，招至古浪縣署讀書。王權於道光二十四年中舉，後來三次赴京應會試，均未考中，從此絕意進取。早年先後主講甘肅文昌、天水、正興、興文四書院。鹹豐八年，任文縣教諭，其間曾參與招撫羌民起義。同治九年，任陝西延長縣令。十三年，改任興平知縣。光緒十年，調任富平知縣。為政期間，他恪盡職守，剛直不阿，關心民生疾苦，於革除弊政、賑災減租、勸學興農等不遺餘力，政績頗佳，受到當地士民的普遍愛戴。光緒十二年辭官歸裏，晚年閉戶著書。光緒三十年，受清廷嘉獎，享宴鹿鳴，並賞四品銜。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王權與世長辭，臨終前有自挽詩《夜夢遠行，親友皆來餞行，長揖而別，蓋死兆也。寤後口占》一首敘其心誌。王權逝世後，秦州張世英撰《心如先生墓誌銘》敘其生平事略，而今人甘穀縣王效琦先生所撰《王權評傳》記載尤詳。
王權是清末關隴地區頗有聲望的人物，“為孝子，為純儒，為循吏，關隴士大夫爭欲宗仰而稱述之。”①他勤於著述，是享有盛譽的著名學者和作家，“著述宏富，近代隴右人無過之者。”②著作有《輿地辨同》《辨同錄》《典昉》《詁剩》《童雅》《炳燭雜誌》等，另有《笠雲山房製義鈔》《笠雲山房詩集》《笠雲山房文集》，又和秦州任其昌共同編纂了《秦州直隸州新誌》。其師陳世熔贈詩有雲：“筆下有風雲，眼底無富貴。肝膽真吾徒，文學亦高第。百代有良史，獨行子當置。”於其學問人品評價甚高。時任陝甘總督左宗棠曾稱讚其曰：“伏羌王權，學問人品當世罕有，吏治尤為陝甘第一。”李鼎文先生認為其是甘肅舊學之殿軍③。
王權詩歌的思想內涵
王權詩文俱佳，詩的成就尤為突出。其《笠雲山房詩文集》所收詩共計644首，這些詩的思想內涵非常豐富，現擇要分析如下：
一、反對列強入侵，抒發愛國情懷
王權所生活的時代，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真正嚴峻地麵臨著民族存亡危機的曆史時期。麵對外國列強瘋狂宰割中國的殘酷現實，愛國之情在中國曆史上又一次洶湧高漲，鴉片戰爭時期的愛國詩潮便是其在文學領域的突出體現。王權呼吸著時代的氣息，愛國之情不能自抑，他以詩筆表達滿腔的悲憤和慨歎，自覺彙入了這一詩歌潮流，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王權的愛國詩歌當以《挽林文忠公》和阿英先生收入《鴉片戰爭文學集》的《憤詩四首》為最著名。在《挽林文忠公》一詩中，他高度評價了民族英雄林則徐的高潔人品和卓犖才能，認為“尚書心與鬆月皎，緯武經文古來少”，並以形象的筆調概括了其禁煙的偉大曆史功勳，對其被撤職查辦、遣戍伊犁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同時也間接批判了道光皇帝和朝廷的投降派。《憤詩》有感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入侵北京而作，詩中大量運用比興手法，極盡誇張、想象之能事，怒斥英法聯軍侵華的滔天罪行，對貪生怕死的清朝將帥和奴顏媚骨的投降派進行了無情鞭撻，深刻揭露了統治者荒淫腐朽的醜惡麵目，並對清廷所持的和議之策進行質疑，酣暢淋漓地抒發了自己深摯的愛國情懷。又如以下兩首詩：
中原收局太匆匆，已喪宗張又剪公。垂死不言三字枉，再生難繼十年功。英靈永伴周文考，血食應邀嵇待中。聞道聖重頻展謁，神旗獵獵響陰風。
——《湯陰嶽忠武王廟》其三
和議由來得便宜，達官捷徑此尤奇。如何偏枉秦長腳，屈膝荒階無了時。
——《嶽廟大門外鐵鑄秦檜》
這兩首詩雖為詠史之作，卻深刻體現了詩人憂國憂民的博大情懷。聯係到帝國主義列強肆意入侵、民族危機異常尖銳，而清王朝的統治者卻持妥協投降之策，對侵略者投其所好，不惜以犧牲國家的主權利益來換取一時之苟安的時代現實，它們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前一首對嶽飛這位抗金民族英雄因奸佞的構陷而不得申其壯誌、“垂死不言三字枉，再生難繼十年功”的悲劇深表慨歎；後一首則直接指斥和議之策，對屈膝求和、賣國事敵的秦檜之流盡情嘲諷鞭撻。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秦檜的下場就是一切賣國投降派的結局，民族的罪人終久是要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從而給上層統治者敲響了警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