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描寫羌民起義及陝甘回民暴動
王權所處的時代，正是滿清王朝的統治江河日下之時，社會動蕩不安，內憂外患紛至，外有帝國主義殖民者虎視覬覦，內則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暴動此伏彼起，這在其詩中均有所反映。如《戰長沙》、《戰天津》、《廬江行》、《維揚行》等長詩，描寫的就是清軍與太平軍之間的幾次重大戰役。當然在這些詩作中，描寫最為細致、最為詳切者當屬那些反映作者自己所親眼目睹、並參與招撫鎮壓的羌民起義和陝甘回民暴動。如《文縣紀事六首》詳盡而又生動描繪了由起義、戰亂所造成的“六百裏無吠犬村”、“墟落無煙怪鳥啼”的殘敗景象；對起義之所以發生的原因進行了客觀、深入地分析，認為“債帥剝脂填巨壑”，即官吏的盤剝壓榨是起義爆發的重要原因；對軍備荒馳、戰鬥力喪失殆盡的清朝軍隊進行了嘲諷，形容他們是“軍中貔豹變成鼠，穀裏芝蘭盡變蕭”；對“未抵賊巢先剽掠，枉教農戶廢鋤犁”的四境團丁的可惡麵目進行無情揭露。《七月六日奉州檄赴哈南寨撫叛番，題館壁》則描寫招撫起義羌寨的過程。《紅土坡受降》描述平叛成功、羌民盟誓受撫的場麵。這些詩皆為反映羌民起義之作，它們完整地展現了起義的發生、招撫至平息的全過程。王權反映陝甘回民暴動的詩作更多，描寫更為細膩深刻，敘述事件尤具體可感，如《伏羌紀事六首》為反映伏羌回民暴動之作，詩中對有關起義各方麵的情況，諸如發生前兆、漢回仇隙之由來、鄉勇惡少惹事生非、無辜民眾慘遭殺戮、回民圍城之情形以及鄰近郡縣駐軍的逡巡觀望等都有細致的描寫；《聞伏羌解圍》則寫暴動回民圍攻伏羌城及撤圍之經過，凡清軍和鄉勇作戰之驍勇、圍城回民戰敗遁走、回漢互相殘殺之慘狀，以及解圍後原先觀望的兵將爭功的荒唐鬧劇，在詩中均有形象的反映；《平涼紀哀》則專門描寫平涼城被攻陷及其父殉難之事，抒發了滿腔悲痛之情。以上這些詩作，給我們展現了一幅幅真實的時代畫麵，得以讓我們了解這些起義和暴動客觀、真實的情形，並對整個晚清時代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有深刻體察，因而除了文學價值，還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當然，由於時代和階級地位所囿，王權不可能對這些起義和暴動有正確的認識和客觀的評價，他對起義軍是極為仇視的，詩中亦頗多誣蔑之詞，但他還是能夠從實際出發，對起義爆發的深層次原因有所揭示，對清政府的腐朽統治有所批判和揭露，對廣大人民所受的苦難深表同情，這已是實屬難得了。
三、反映吏治腐敗，同情人民疾苦
王權先後出任陝西三縣知縣達十七年之久，長期下層官吏的生活實踐，使他對當時普遍的吏治腐敗和百弊叢生的社會現狀深有感觸，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慨歎，往往發之於詩，因而反映現實政治及民生疾苦，成為其詩作思想內容的又一重要部分。如《述懷》其三有句雲：“嗜好殊薰蕕，眄睞作軒輊”，揭示了下層官吏的仕途命運決定於上司的感情好惡，因而造成下級官吏都去奴顏卑膝地討好上司，惟上司意誌是從，卻不關心百姓疾苦，所謂“雲何民父母，趨走乃奴隸”。這一認識，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無疑還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詠史》其四則直接觸及腐朽的封建政治製度，揭示了科律教條的繁紛雜亂以及由此造成的奸吏滑胥弄權、官受製於吏的官場怪狀，並表明了對黑暗政治的厭惡之情。又如《初抵興平》描寫賦稅苛雜、科費百出，而督吏差役往往乘機混水摸魚，搜刮民脂以中飽私囊。《鄉農歌》一詩則深刻地反映了農民在繁重賦稅重壓下的悲慘生活，大膽地表達了他們的思想、要求和呼聲，有杜甫“三吏”、“三別”之遺風。此外，他的一些詩還對當時農村的凋弊景象有生動的描繪。
四、抒發對黑暗政治的厭惡之情，表現歸隱之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