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社會，似乎是一個圈圈連一個圈圈的壤界。“圈圈”這東西可以算作台灣人的中國特色了。費孝通對家圈圈有一個很好的解釋，他認為中國人自古以來，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實際是“禮治”。這種禮製秩序建立在一種以“家”為本位的“差序格局”上。這種差序格局的意思用一個比喻就像雨點打在平靜的水麵上，那種相互交織的漣漪，每個人都是這雨點和別的雨點相互交織，首先是父母、夫妻、兒女圍繞著自己形成的一個“圈”，然後一圈圈一圈圈地往外擴散，“一表三千裏”，七大姑八大姨的擴展，以至無窮，所謂“修、齊、治、平”，也講這個道理。沒有“血緣”就說“地緣”。至少從明代移民開始，這種“圈圈”就帶進了台灣。“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什麼事都好辦了。“打工還是親兄弟，打仗還是父子兵”。
台灣的漢族人都是從大陸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遷移過來的。福建、廣東的聚族而居的單姓村所形成的宗族組織，也帶到了台灣，這也是加強移民內部團結的一種方式。福建、廣東的單姓村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上的，是典型的宗族聚居形式。而台灣早期移民是不許帶眷屬的，墾荒中流動性也大，為了招募勞力，組織墾荒，需要實行地方自治或墾殖團體自治。這樣的墾殖團體不可能像大陸那樣以血緣關係組成。在早期開發生產過程中還是有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在內部能互相幫助，為了共同利益而一致對外。
故一村之中，很難發展成建立在血緣關係上的宗族，因此台灣的單姓村大都是建立在地緣關係基礎上，也可以說是同鄉關係重於血緣關係，大都是一地一村，稱為“鄉黨主義”比較接近實際。宗族是以宗祠為活動中心，而鄉黨則是以廟宇或會館為活動中心，如兩廣會館、浙江會館等，主要是“聯鄉誼，萃眾誌”。這種鄉黨主義是自治、自衛的，內部團結非常堅固，因此相對有一定的排他性。
為了維係同鄉感情與墾殖團體內的團結，便將祖籍地崇拜的神作為象征，作為團體凝聚的標誌。而供奉他們從大陸原籍帶來地方神的廟就成了他們自治自衛組織的所在地及展現各自傳統文化的中心。如供奉的保生大帝，泉州安溪人是清水祖師，惠安人是青山王，漳州人為開漳聖王，潮州人是三山國王等。以後為了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甚至聯合不同祖籍的村莊來興修水利工程。這樣原先按祖籍分類的逐漸被按地域分類所代替，而所供奉的神也就成了所在地域裏漢族群眾共同崇拜的神。敬神活動就改由當地人士共同籌辦，而不再由某籍人士單獨籌辦了。
這種按祖籍組成的團體，也帶來不少消極作用，這就是早年的“械鬥”和當代的“幫會”。如經常為了爭奪土地、灌溉用水以及祖墳用地或私人恩怨等事，逐漸積累而釀成大規模的械鬥。這種械鬥往往是盲目渙散、一哄而起、即刻瓦解、破壞性極大的遊民暴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如閩籍與粵籍間，閩籍內部泉州與漳州間，就多次發生相互械鬥。這種私鬥的陋習也是從大陸帶到台灣來的。日本學者中村孝誌曾著文評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