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先驅來自中華文明發祥地，遠祖多係仕宦之家，書香門第，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他們認為讀書才能識理、明誌，才能有出息。艱苦的環境激發了客家人勤奮好學、積極向上的品格。客家地區曆來十分重視文化教育，甚至視教育高於一切，這是客家地區文化發達的重要原因。在現代教育興起之前，他們用宗族教育來傳承文化，客家人都是聚族而居，於是大力創辦族學。曾在客家基地梅縣傳教20餘年的法國天主教神父賴裏查斯在他所著的《客法詞典》的自序中描述：
在嘉應州（即今梅州市），這個不過三四十萬人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隨處都是學校。一個不到三萬人的城中，便有十餘間中學和數十間小學。學生的人數，幾乎超過城內居民的一半。在鄉下每一個村落，盡管那裏隻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過三五千人，便有一個以上的學校。因為客家人的每一個村落都有祠堂，那是他們祭祀祖先的所在，而那個祠堂也就是學校。全境有六七百個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有六七百所學校，這真是一樁駭人聽聞的事，按人口比例來說，不但全國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較，就是較之歐美各國也毫無遜色……祠堂都有許多公產，遂將公產所收入的用來辦學。學生大抵免費，所有雖屬乞兒子弟，亦有讀書求學的地方，而不致成為文盲，此即所謂教育機會均等者是也。
客家人的校址一般就設在祭祖的祠堂或宗族老屋裏，族內每個小孩到學齡就可到族學去上學，而且由宗族出資延聘教師，類似義務教育。他們有一整套辦學規約，如凡有學校的鄉村，均有公堂田，收入作為學校的經費。後來在此基礎上更發展為義學教育，把免費教育擴大到宗族以外子弟。一些有條件的大族，甚至創辦自己的族學。在宗祠裏，在祖宗神位前讀書，更能激勵小孩好好讀書，並期盼得到祖先的保佑，以利將來科場得誌，光宗耀祖。這是客家傳統教育的一大特色。雖然在客家地區也有官（府、州、縣）學、書院、社學、私塾、義學等，但實際上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官學是每府才一所，招不了多少學生，何況還要通過考試，平民難以染指，隻是有名無實。私塾為富家設立的家塾，隻接納自家子弟。義學是私人捐助為家貧兒童設立的學校，數量少，規模小。還是族學才擔當客家子弟的普及教育大任。清末民初，族學大多發展成為新式小學。據統計，1912年全國有小學86318所，僅梅州客家人所創辦的小學校就占總數的1%以上；而當時的梅州總人口尚不到全國總人口的0.5%。1927年梅州有小學2427所，可見這地區兒童入學率之高。1929年梅縣有中學16所，學生達3000人，全國少有。在20世紀40年代末，梅縣就有三四十所中學，普及中學教育為全國之冠。
客家人的基本價值觀是重貴輕富，他們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隻有讀書中舉，才能光宗耀祖；最少也得捐個出身，求副頂戴，才能廁身上流社會。要不然任你腰纏萬貫，隻不過是個見不得大場麵的土財主，在讀書人麵前逞不了強，在宗祠族祠裏擺不得譜，立石旗杆肯定沒份。石旗杆作為科舉功名的標誌，它在客家人心中有崇高地位。汀州街市很逼仄，隻有試院、文廟和書院等文教建築蓋得壯麗輝煌。汀州連城縣，曆史上本為盜賊淵藪，民風尚武，好勇鬥狠，遠近聞名。但自南宋設縣以後，文教漸興，名儒輩出，如今已是崇文尚武的典範之區了，連城縣的冠豸山上書院群就是範例。
客家人崇文重教後，取得成績十分斐然，令人矚目。僅以廣東《嘉應州誌》所載，清乾嘉年間，全州五縣考秀才的達一萬多人；在粵東北各客家縣中，明代共考出進士67名，舉人654名；清代有進士187名，舉人1276名。僅大埔縣，清代就出了33位進士，194位舉人。客家人強調：“讀書耕田，忠臣孝子”。他們讀書不一定要成為官僚，而是為獲得良好的教養。據有人統計，客家人隻占中國人口的1%，而進士及第者卻占全國的8%。
直到今天，在外經商的客家人，尤其是在海外成功者，紛投資家鄉的公益事業，他們的首選往往不約而同地選擇教育。
客家人尚武崇文、重貴輕富，並受“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和“重名節，輕功利”的小農意識價值觀的影響，所以經商方麵較差，利希霍芬在評價廣東時，說到客家人：
客家族有特殊的方言，客家話完整保存著太古的語言形式，除北部和東部的若幹地方外，省內大部分地區說客家話。客家族人是勞動人民，從事農耕，在城市和港口從事交通或勞動。省內都市、商市中，沒有客家族人，或者說，處於上層的是廣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