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旅遊的優勢條件比較多，前景也非常廣闊，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目前，甘肅的旅遊開發還徜徉在初級階段。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有不小的損失，但從保護環境、科學開發等方麵來說，也不無幸運。因為，開發是一把雙刃劍，缺少科學精神和理性思維的開發，在帶來短期內經濟繁榮的同時，也破壞著自然環境與資源。而甘肅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品位高、特色濃、種類多、曆史久，很多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旦開發利用不當，就永遠失去，萬劫不複。顯然，過度的非理性開發是災難性的，是甘肅人民、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不願意看見的後果。在人類文明發展曆史中，各個民族的文明成果都對世界其他民族的文明創造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作用。特別是現代社會，由於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世界變成了縮短空間距離與文化距離的“地球村”，文明成果更是互相交融、不分彼此，換句話說，不管任何民族，一旦創造出先進的文明成果，都屬於全世界，屬於全人類。同樣，甘肅省的自然環境和文化遺產不僅僅屬於甘肅人民，也屬於全中國和全人類。所以，我們在進行開發利用時應該具備科學的精神和智慧的眼光。
第一，敦煌這塊“金”字招牌到底有多大？
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進入西域的門戶，在中國曆史的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著名學者季羨林說：“世界上曆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係、影響深遠的文化體係隻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係彙流的地方隻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1900年的農曆五月二十六，莫高窟下寺主持道士王圓籙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積沙時，偶然發現藏經洞，裏麵珍藏著西涼至宋代時期45000餘件遺書文獻和藝術品，極大地震動了國際學術界。由於當時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沒有實施有效保護與研究，幾年後，斯坦因、伯希和、科茲洛夫、桔瑞超、鄂登堡等探險家聞風而至，把當時西方國家“考察探險”的熱浪推向高潮：一方麵，他們拉開了國際顯學“敦煌學”的序幕；另一方麵，他們獲得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的方式在學術界和民間都引起爭論、非議甚至責難。無論如何，作為一個十分重大的曆史文化事件，那個漫長過程充滿了傳奇色彩和悲劇性。1943年2月，常書鴻到敦煌，以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身份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在一無所有、異常艱苦的情況下，開始了保護、弘揚敦煌藝術的創業之路。這是中國政府開始實行有效保護措施的開始。經過半個多世紀幾代學者的艱苦努力，敦煌文化藝術在保護、研究、開發等方麵都取得了豐碩成果，令世人矚目。
關於“敦煌”名字的含義，一直以來學術界眾說紛紜。《漢書·地理誌》中注釋“敦，大也；煌，盛也”，認為敦煌是一個繁華城市。《元和郡縣圖誌》中解釋“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認為這個地方對開發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為敦煌。有人認為敦煌應當與《山海經》中的“敦薨”為同名異譯，可能是“吐火羅”音譯，指今祁連山一帶。也有一些研究者對於敦煌漢名的解釋提出不同看法，不過，他們大多都認為“敦煌”一詞是當地土著少數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譯，到底出自哪一個少數民族，學術界莫衷一是，有匈奴語音譯、羌語的音譯等多種說法。此外，還有學者認為“敦煌”既不是漢語語詞，也不是少數民族語詞，有可能與希臘人相關。
雖然，截至目前，人們對“敦煌”一詞的真正來源和意義還沒有完全弄清楚，但是，由於其綿延不絕的發展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美輪美奐的藝術魅力，“敦煌”這塊“金”字招牌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很響亮的，其文化優勢就是一個“巨無霸”的品牌，如果要論無形資產，這個品牌是無價之寶。前麵章節的敘述中，幾次提到過，甘肅省對敦煌文化的開發利用最成功的基本上在《絲路花雨》《敦煌古樂》《西出陽關》《大夢敦煌》《敦煌韻》等大型歌舞劇方麵，敦煌研究院從事多年敦煌文化研究，碩果累累，但大多數成果隻在書本上，很少有人用商業的眼光去開發和利用，轉化成文化優勢，發展文化產業。現在的市場上，很多以敦煌、飛天等命名的產品很少產自敦煌本地，很多外地的公司、企業在注冊時也打敦煌、飛天的招牌，甚至在其他省區的一些城市裏，也可以看到以敦煌、莫高窟、陽關道等命名的咖啡館、酒吧和賓館，可見敦煌的影響之大。確實，甘肅人到了東南沿海一帶，當地人就打問敦煌。這種現象表明，敦煌這個品牌正在成為國內文化市場的消費熱點，甘肅要讓敦煌這個品牌變成生產力、發展文化產業、擴散敦煌文化產品，讓更多的人真正認識敦煌文化，不能僅僅著眼於莫高窟的門票收入。來敦煌的遊客最多年份也不過百萬人次。日本人非常喜歡敦煌，但是，這個地方確實太遙遠了，遊客來一次僅路費就占全部費用的60%，很多人想來又來不了。按照傳統的“請進來”的思維，敦煌存在地理劣勢，但是，從“送出去”的角度來看，這難道不是巨大的商機？如何把敦煌文化以恰如其分的形式送出去，讓來不了的國內外遊客也可以欣賞？讓他們覺得敦煌不再遙遠？如果推廣成功，不但節約了外地遊客的旅遊成本，而且，也減輕了敦煌生態係統的負擔，未嚐不是兩全其美。荷蘭斯塔格國際巡回演出公司的總經理科恩·梅裏斯來北京推廣《冰上假日》，偶然看到《雲南映像》，當時就被吸引住，他與同行對這部作品進行商業分析後決定推向歐洲市場。科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在接觸《雲南映像》之前對中國文化產品不甚了解：“過去，我在歐洲見到最多的是中國的工夫與雜技節目的演出，已經有泛濫的感覺。這些並不能代表中國的所有文化。其實，歐洲觀眾對中國的經濟、人口、地域和產品輸出的了解都很多了，對於中國文化的了解卻很少，中國還沒有文化產品被世界關注。”“雜技在歐洲已經比較普遍了，因此我覺得中國要向世界推廣產品，需要推廣帶有更多文化色彩的產品，這是第一個優勢；其次就是對文化產品如何運作，把它品牌化，這是中國與國際市場溝通的最重要的方麵，《雲南映像》的推廣就是想打造這樣的品牌。”敦煌文化在國際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忽略“敦煌文化產品”的打造從某種程度說是極大的資源浪費，假若科恩·梅裏斯來甘肅，我們能夠拿出多少可以推廣的文化產品呢？
另外，甘肅省還應該利用法律手段收回與敦煌有關的商標使用權，通過授權、聯營等方式參與生產商的商業活動，否則，也許有一天，甘肅不得不從別人的手裏購買有關敦煌的商標使用權。經濟領域內類似的案例很多，並不稀奇。
敦煌的旅遊硬件設備經過多年建設，已經比較齊全，目前，已建成大型機場，可起降空客320、波音737等大中型飛機，已開通敦煌至北京、西安、蘭州、深圳、南京、西寧、烏魯木齊、上海、杭州、大連、成都、海口、桂林等地的航班。2006年，敦煌鐵路又正式通車，方便了中外遊客及市民的出行。近年來，敦煌拓寬了安敦公路、敦七公路、黨河大橋，改造沙州鎮東南環路、五條大街，新建敦月公路、濱河路、古城路，修通市區到玉門關、雅丹地貌的景區道路，使敦煌境內交通四通八達，方便快捷。航空、鐵路、公路三位一體的交通網絡已建成。敦煌市還積極培育扶持了一批旅遊產品開發加工企業，突出地方性、民族性、文化性，開發了敦煌陶藝、彩塑、敦煌古樂器、金箔畫、水晶石眼鏡、敦煌藝術銅雕、夜光杯、敦煌藝術壁毯、地毯、蠟染、刺繡、剪紙、工藝駱駝等一批具有鮮明敦煌特色的旅遊工藝品。另外，依托當地民族風情和文化特色，發展敦煌賓館農家園、西郊果園、康益山莊、潘葡萄農家園、魯林農家園、古陽關農家園等50多家獨具民俗風情的農家園，成為吸引遊客的新亮點。可是，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國很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規模上，似乎很少考慮各種製約因素。敦煌雖然曆史文化資源豐厚，但水資源極其匱乏，脆弱的生態環境不允許向規模型城市發展，要借鑒、參考歐洲一些文化名城的建設成就，強化總體規劃，突出敦煌文化特色，合理布局專業性商業小區，形成小而精製、小而獨特、小而經典的西部城市。近年來，甘肅省、敦煌市在拓展旅遊市場方麵確實做了很多的工作，先後舉辦、承辦首屆“中國·敦煌國際文化旅遊節”“絲路飛鴻，奧運之光”“千年陽關尋夢，金秋敦煌之旅”“昆明敦煌旅遊交易會”等一係列節會活動；組團參加蘭洽會、全國鄉洽會、北京科博會、國內旅遊交易會、第二屆歐中旅遊論壇、香港旅遊博覽會、浙商峰會、酒泉旅遊“大篷車”等，但都沒有產生轟動效應，或許，還是缺少《絲路花雨》《大夢敦煌》那樣有深刻思想內涵的文化藝術產品吧。
所以，開發敦煌旅遊資源，既要在與生態環境和諧共存的基礎上，科學地規劃、建設一些服務、娛樂、消費等場所，更要在文化向外推廣上下大工夫，隻有那樣，才不會受地理空間、生態係統等客觀因素的製約。倘若真如此，敦煌這塊“金”字招牌要多大就有多大，要開發多久就有多久，而且，這也是進一步或者更長遠地開發敦煌旅遊資源的首選策略。
經過30年的創作實踐，甘肅省在利用敦煌題材創作大型歌舞劇方麵有了很大的成就和經驗，現在麵臨新的機遇與挑戰，不能僅僅局限在很少的幾個藝術品種上，而要進一步發揮其影響力，帶動其他相關文化產品的創造。例如，飛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敦煌藝術的標誌。佛教把空中飛行的天神稱為飛天。道教把羽化升天的神話人物稱為“仙”，把能在空中飛行的天神稱為飛仙。隨著佛教在中國的深入發展，飛天和飛仙的藝術形象互相融合，又吸收西域文化的成分，化為後世的敦煌飛天。這最能代表中國與印度、西域文化的“嫁接”。從起源和職能上說，敦煌飛天是印度古神話和婆羅門教中的娛樂神和歌舞神乾闥婆、緊那羅的複合體，神話傳說中他們是恩愛的夫妻，一個善歌，一個善舞，形影不離，融洽和諧。佛教吸收化為天龍八部眾神中的兩位天神，隨著佛教理論、藝術審美以及藝術創作的發展需要，由原來的猙獰麵目逐漸演化為眉清目秀、體態俏麗、翩翩翱翔的天人飛仙了。乾闥婆是樂神，棲身於花叢，飛翔於天宮，在佛國淨土散香氣，為佛獻花、供寶、作禮讚；緊那羅是歌神，居住在天宮，但不能飛翔，在佛國淨土為佛陀、菩薩、眾神、天人奏樂歌舞。後來，乾闥婆和緊那羅職能混為一體，男女不分，就是敦煌壁畫中經常出現的飛天形象。它不是一種文化的藝術形象，而是多種文化的複合體，其故鄉雖然在印度，卻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這種飛天不長翅磅、不生羽毛、沒有圓光、借助彩雲而不依靠彩雲，通過飄曳的衣裙和飛舞的彩帶表現淩空翱翔，這是古代藝術家最天才的創作，也是世界美術史上的一個奇跡。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敦煌飛天的起源、演化、交融、功能既有神話故事，也有宗教色彩，更負載有多種文化成分，為藝術創作提供了多麼好的原型結構和素材！大型舞劇可以表現，文學作品可以表現，影視作品能夠表現，特別是動畫、動漫、漫畫等兒童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表現得更生動、更豐富。如果轉化成這樣一些藝術產品，主觀上要推廣敦煌文化，客觀上又發揮了藝術品本身具備的娛樂、教化功能，一舉多得。莫高窟492個洞窟中幾乎每個洞窟壁畫中都有飛天——據常書鴻先生的統計，總共有4500餘身，更何況，這些飛天從十六國莫高窟創建時出現，經過十個朝代的發展，直到元代末期才停止。在這千餘年的曆史長河中，由於朝代更替、政權轉移、經濟繁榮程度、中西文化交流等曆史情況的變化，飛天藝術形象的姿態、意境、風格、情趣等都在不斷變化，就是說，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藝術家為我們留下了不同風格、不同特點的飛天。每次變化都不是輕而易舉，其中必然經曆新與舊的衝突與繼承、矛盾與發展。我們現在無法看到有關這方麵的資料，但是，這也正好給了藝術家進行創作的極大空間和自由。僅僅就這4500餘身敦煌飛天一千多年的來龍去脈、發展演變就值得藝術家去研究、探索、創作滿足新時代人民審美情趣的文化藝術產品。前麵說“敦煌這塊‘金’字招牌要多大就有多大，要開發多久就有多久”，並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妄加猜想。馮玉雷和胡瀟合作的《飛天》動漫電影劇本，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開頭。
這僅僅是敦煌文化藝術的多少分之一啊！
再例如，莫高窟的創建。關於莫高窟的含義，有兩種說法：一是指至高無上的佛教活動場所。學者錢伯泉先生認為“莫高”是突厥語詞，意思是神聖，那麼，莫高山就是神山了；二是指沙漠高處的佛窟，古人“漠”和“莫”通用。根據現有史料得知，最初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傳說，當時一個名叫樂僔的禪師黃昏途經此地，正在歇息，突然抬頭看見三危山金光萬道，仿佛有千萬尊佛顯身其間。他以為是佛顯靈，滿懷虔誠，雇人開鑿了第一個洞窟。後來，又有一個名叫法良的僧人效法樂僔開鑿了第二個洞窟。莫高窟的曆史就從此開始。他們是莫高窟的創始人，凡是創始，都有很大的曆史懸念和文化意義。樂僔來自何處？他有著怎樣的經曆？在開鑿了第一個洞窟後，又幹了些什麼事情？等等，這些都成為永遠的謎團了，而這也應該對藝術家有很大的誘惑，正如探險家喜歡探索未知的地區，而藝術家則醉心於追尋精神空間裏的未知領域。如果要以“樂僔開鑿第一個洞窟”為素材進行文學創作，就不可能以紀實的手法，也不能簡單地搞成曆史小說，必須發酵，一如把葡萄釀造成酒：那個事件就是品質純正的“葡萄”，要做的工作是“釀造”。那麼，為了盡可能地利用“葡萄”的有用成分，必須在“釀造”工藝上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在自然界，兩千多年前的葡萄也許與今天的葡萄沒有多大差別，但是，兩個時代的“葡萄酒”可能差別非常大，為什麼？主要是“釀造”工藝不同了。文學創作也是如此，要“釀造”這個題材，必須注入時代氣息，利用靈活多樣的表達手法。如果以報告文學的筆法去寫這類小說，那很不經濟，費時間、費精力，而且，在藝術上不可能有所突破。因為，在樂僔開鑿第一個洞窟之後，這樣的曆史穿越了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個朝代，時間跨度之大、規模之宏偉都堪稱世界一絕，到現在還保留著492個洞窟。要表現“樂僔開鑿第一個洞窟”的勇氣與智慧，不以後來的開鑿曆史為陪襯，震撼人心的力量就減弱了。到這裏，不由想起了著名的荒誕劇《等待戈多》。很喜歡“因為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說和戲劇作品，使現代人從貧困境地中得到振奮”而榮獲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愛爾蘭作家塞繆爾·貝克特的作品。貝克特大學畢業後結識了著名的“意識流”作家喬伊斯，擔任過他的秘書，創作思想受到很大影響，1937年，他定居巴黎。在巴黎，看到的是燈紅酒綠與失業貧困的驚人對比，一天晚上，他被一個流浪漢無緣無故地刺了一刀，當問及行刺的原因時，對方居然回答說“不知道”。貝克特首次親身體驗到了荒謬的滋味。所以，在創作《等待戈多》時，為了表現世界的荒誕與人生的痛苦，他打破傳統戲劇的陳規，使劇本沒有完整連貫的情節、沒有明確的時間、地點，結尾是開端的重複，終點又回到起點，可以周而複始地演下去。《等待戈多》主題思想的多義性所產生的魅力，在世界文學史上也不多。而該劇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和具有重要社會意義，是它以創新的藝術方法表達了西方特定曆史時期的精神危機。現代中國人也客觀存在著“特定曆史時期的精神危機”，而樂僔、法良及後代數不勝數的洞窟創建者卻都有堅強的意誌和飽滿的熱情，否則，這樣艱苦而漫長的建設工程根本無法繼續下去，“堅強的意誌和飽滿的熱情”是不是對我們現代人有所啟發？要是以這種開創精神為思想內涵，借鑒古今中外一些優秀作品的創作手法，來表現“開鑿洞窟”題材，必然有意義。而這樣的創作，也才能夠貼近敦煌文化藝術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