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可利用的文化藝術題材很多很多，舉不勝舉。早在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在中國廣袤的西北高原、沙漠戈壁、草原雪山間活動著形形色色的西方探險家，他們出於政治目的、地理發現的欲望或者考古需要，成年累月地穿越在古老的高山大川間，因為某種發現而一夜之間聞名於世。他們在西北內地掀起的考古、探險熱浪一波又一波地衝擊著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以及愛好者。緊接著，世界各國的學者對西北地區特別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遺書文獻的研究不斷爆出冷門，繼續著這種熱潮——不過，遺憾的是，這種熱潮基本上隻波及學術界。根據有關資料，斯坦因將大批敦煌文書運回英國後，長年累月地庫存在大英博物館地下室裏，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們不但沒有進行相關整理、研究，而且，竟然連箱子都沒有打開！這很能代表那個時代的特征：探險、發現，其次才是研究。近幾十年來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可是，在轉化利用上，確實與學術成就很難匹敵。不管世界其他地區如何，作為敦煌文化的故鄉，特別是現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做這種工作很有必要。前麵提到的敦煌飛天、開鑿石窟可以作為藝術創作的材料，藏經洞中的漢文書、梵文、吐蕃文、回鶻文、於闐文、粟特文、龜茲文、希伯來文、突厥文、摩尼文、吐火羅文等大量文獻資料都有不少專家研究出了成果，這些成果中肯定包含著很多可以滋養現代文學藝術的材料，文藝工作者為什麼不能充分開發、利用這些文化礦藏呢？另外，敦煌文化曆史發展本身，也有很多事件值得挖掘。例如，最初大月氏與匈奴的拉鋸、交鋒，西漢開始的移民潮流，唐、宋時期的歸義軍政權，以及很多高僧大德弘揚佛教文化的故事，等等，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
為什麼以敦煌文化藝術為代表的甘肅曆史文化資源如此豐厚，如此生動，如此接近藝術家的靈魂與審美，卻束之高閣？為什麼敦煌文化藝術的開發利用很大程度上隻在學術研究領域？文學藝術為什麼不能跟進並超越呢？
敦煌文化藝術的主要載體是壁畫。壁畫藝術更直觀地傳達著神秘、豐富、恬靜、優美與和諧，所以，相對而言比較容易為藝術家所借鑒、吸收和轉化。1940年，著名畫家張大千一進入敦煌石窟，就被深深地吸引。第二年，他再赴敦煌，臨摹壁畫，1943年8月，張大千回到成都，出版畫冊《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1944年1月在成都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引起極大轟動。5月，展覽移到重慶，以後，又到上海等地展出。這應該算“正麵”宣傳敦煌、並且引起轟動效應的第一次文化推廣。不過，那是“臨摹”而不是創作。“臨摹”主要側重於對形式的把握，而創作則強調精神張力。當年，張大千的年齡、曆史條件決定他不可能研究敦煌壁畫並進行藝術創作。隨後，畫家董希文、謝稚柳、葉淺予、吳作人、潘絜茲、黎雄才、吳冠中、袁運生、丁紹光等相繼來敦煌潛心研究、臨摹、思考、創作。1943年，董希文風塵仆仆來到成立時間不長的敦煌藝術研究所臨摹壁畫，三年後，他在蘭州舉辦了“董希文敦煌壁畫臨摹創作展覽”，與張大千不同的是，他在“臨摹”之後加上了“創作”。也許，當年在敦煌時他就領悟到“臨摹”是過程，“創作”才是目的。後來，他在創作《開國大典》時就吸收了敦煌唐代壁畫的雍容華貴的精神氣象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開國大典》成為傳世之作，代表著董希文多年潛心探索民族油畫風格的傑出成就。進入新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國內有些美術院校經常組織學生到敦煌莫高窟觀摩壁畫藝術，國外相關專業的學生也像朝聖一樣向往著敦煌。
近年來，在文化推廣方麵，敦煌創作出版了《西部名城敦煌》《美麗的敦煌》《敦煌雅丹奇觀》《敦煌旅遊手冊》和適應國際、國內市場的日、韓文宣傳資料和影像製品，邀請中央電視台等新聞媒體拍攝播出了《敦煌再發現》《守望敦煌》《大河西流》《敦煌寫生》《新絲綢之路》等電視專題片，吸引國內外影視機構先後在敦煌拍攝了《敦煌》《封神榜》《英雄》《沙州王子》《天脈傳奇》《齊天大聖孫悟空》《失蹤的女神》《大敦煌》《張大千在敦煌》等影視作品30多部。不過，電視專題片大多隻是一般性的介紹，沒有經過藝術再創作。30多部影視作品，雖然與敦煌曆史文化有關，或者在敦煌拍攝，但從本質來說，都沒有像大型歌舞劇《絲路花雨》《敦煌古樂》《大夢敦煌》那樣直接取材於敦煌文化。而以敦煌曆史文化為素材的文學創作截至目前並沒有取得美術、舞劇那樣的成就，就連關注那些題材的作家也很少。這讓人費解，他們究竟缺乏發現的眼光還是缺乏創作的熱情？
甘肅人崇尚“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肅精神，甘肅不乏踏踏實實做事、做學問的人士。如何為這些埋頭苦幹的人營造良好的幹事創業環境，是時下必須引起關注的問題。鳩摩羅什作為一代高僧學識超群，品質純正，但是，如果沒有十六國時期後秦第二任國君姚興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和發揮學識與才華的自由空間，他不可能在翻譯佛經方麵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敦煌文化本來就產生於多種文化，是眾多藝術家共同創作的成果，要打造敦煌文化藝術產品，得有一批各個領域的藝術家齊心協力，共同來完成。所以，開發人力資源是前提條件，也是決定性因素。《絲路花雨》《大夢敦煌》的成功也證明了這一點。對現代專業人才來說，最缺乏的可能不是經濟條件，很大程度上，大概缺乏踏踏實實做事的能力。“踏踏實實”是一種品質，也是一種能力。如果沒有這種能力，往往會被外在的一些負麵因素所誘惑，特別是人們經常說的名和利。實際上，真正做事業的專家、學者都超越了這一點，這也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命脈。試想一下，那些創造敦煌壁畫的古代畫家在描繪心中的佛國淨土時，肯定沒有想到供養人的銀子和流芳百世的欲望，也隻有進入那種單純狀態才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創作。同樣，鳩摩羅什被迎到關中草堂寺後，因為博學德厚而享有很高聲譽和地位，但是，他在翻譯佛經時常常為了一個句子而再三斟酌，並且與助手開誠布公地探討。如果他心中、眼中有太多的名利，能夠如此自然、謙和嗎？鳩摩羅什翻譯佛經的偉大事業除了自身的輝煌，還營造了非常健康、非常和諧的學術氛圍，這一點，也許對我們當代人治學的啟發更大，更深遠。
甘肅省早就認識到做好人才工作的重要性，並製訂一係列政策。2004年上半年，甘肅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在向國家有關領導彙報工作時，談到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在引進高層次人才方麵能夠對甘肅給予幫助。6月初，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會向省委主要領導提供了一份即將出站的博士後人員名單。以此為契機，結合落實全省人才工作會議出台的《中共甘肅省委、甘肅省人民政府關於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的實施意見》精神，甘肅省委組織部開展了引進博士後高層次人才工作。接著，在總結2004年成功引進37名博士後人員的做法和經驗的基礎上，2005年初，甘肅省委人才工作暨知識分子工作領導小組研究擬定了《甘肅省2005年引進高層次人才實施方案》，經省委領導同意後，從6月下旬開始再次進行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此後，省委的引才導向逐步轉化為各地各單位自覺的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行動。事實證明，這種人才戰略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挖掘本地人才資源潛力的基礎上，引進外地高層次人才到甘肅工作，符合敦煌文化精神。而發揮文化藝術人才的創作才華是開發、推廣敦煌文化，打造高品位、高質量的敦煌文化產品的先決條件，也是把甘肅建設成文化大省的重要條件。
第二，豐富的資源，低層次的開發，過早、過度開發的惡果，應該由誰來買單？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說這句話時主要著意於人的道德修養，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的“師”？一般情況下，我們在理解孔子的這句名言時都留意於“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似乎這裏的“師”都是能從正麵為我們提供指導和楷模的賢者。事實上，除了這點，“師”還有另外一層與之相對的意義，那就是負麵的：從那些在實踐中有過失的人身上吸取教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也是老師。所以，孔子在“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之後緊接著說“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在前麵的敘述中，更多地談到曆代先賢們創造的古代文化、文物、旅遊等資源，他們的開拓創新精神是我們應該“擇其善者而從之”的。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在曆史的進程中也對自然環境、文化資源等造成一定的傷害，作為現代人，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甘肅省是全國荒漠化麵積較大、分布較廣、危害最嚴重的省份之一，平均每年因土地荒漠化和沙化造成的經濟損失約5.1億元。全省還有2.18萬平方公裏土地具有明顯沙化趨勢，尤其是瑪曲縣黃河沿岸等局部地區沙化土地仍在擴展。我們要以曆史為永遠的鏡子，從樓蘭、龜茲、鎖陽等古代文明城市的毀滅中吸取教訓，做到人類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存。在目前旅遊開發的浪潮中，一方麵要把握這種千載難逢的機遇，另一方麵，更要以科學的態度，研究曆史、總結經驗，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條件下發展旅遊業。我們深入地、多層麵地設想開發、推廣敦煌文化藝術的有效方式，更大程度上也是考慮到了敦煌及周邊的生態平衡問題。西北人豪爽、正直、熱情、好客，很多情況下都歡迎上門的客人，甘肅有，敦煌也有這種品德與胸懷。但是，經過兩千年連綿不斷的開發，敦煌生態環境已經岌岌可危，承載人類活動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女士等很多有識之士都提倡首先要保護敦煌，然後才向外推廣其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而且，就目前的認識來說，這也是保護環境與開發利用的有效途徑。
根據從敦煌到玉門關火燒溝一帶出土的石、陶、銅器，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時代黨河流域就已經有遊牧民族在敲打著原始文明的火花，那時候的生態環境比較優美。此後，又出現玉門市騸馬類型文化，到商周時期，西北古老的遊牧民族“允戎”（也就是後來的匈奴，古代文獻中又稱鬼方、混夷、獫狁和山戎）和“氐羌”在這裏也留下了大量表現他們生活狀態的珍貴岩畫。戰國到秦時期，敦煌至祁連之間居住的仍然是月氏、烏孫和塞種等遊牧民族。前221年至前206年，月氏以“控弦十萬”的強大部落稱雄河西，先是合並瓜州之戎，將世居敦煌的遊牧民族趕到帕米爾高原一帶，之後，又將鄰邦烏孫驅逐到異鄉。秦時月氏已經非常強大，匈奴頭曼單於曾派遣太子冒頓到月氏做人質。公元209年，冒頓繼為單於，擊破月氏，迫使月氏西遷到新疆伊犁河上遊，稱大月氏。由此，匈奴控製了河西乃至整個北疆地區。在這段變化莫測的曆史時期，敦煌周邊廣袤的區域都是遊牧民族占據。月氏、烏孫、塞種和匈奴等遊牧民族都要角逐這裏，證明敦煌一帶水草豐茂，環境優美。另外，近年來，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者通過對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漢簡及動植物遺骸的研究，認為2100多年前的敦煌自然和生態環境良好，水源和地貌情況明顯優於現在。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位於敦煌與瓜州交界處發現該遺址，並在1990年10月到1992年12月進行全麵清理和發掘，獲得2300多枚簡牘、動植物遺骸等大量珍貴文物。很多漢簡上記錄著當時的自然狀況，說敦煌及周邊地區不但水源充足、植被豐富，還有大片沼澤地，並且長有茂盛的蘆葦。尤其是紅柳和胡楊樹，數量繁多。此外，有的漢簡上還提及馬、豬、牛、羊、狗、雞、兔子等多種動物。考古工作者在與漢簡一同出土的遺址中還發現大量馬骨頭和兩條蛇的幹屍，經考證，均為漢代動物遺骸。如果還要繼續尋找實物證據，還可以列出兩例：一是至今保護完好的敦煌漢長城遺址，二是疏勒河與河倉城。漢長城主要由土石和蘆葦層層累積起來，由此可以想象當年的蘆葦非常多，不但用於建築，也直接用作燃料。如果沒有很好的生態環境，怎麼可能長出如此多的蘆葦？位於玉門關東北20公裏的河倉城地處疏勒河下遊南岸旁的一處凹地，是漢代至魏晉時期（前104年到公元420年）玉門關一帶乃至西部邊防線上儲備糧秣的重要軍需倉庫，玉門關、陽關一帶的守軍都從這裏領取給養。河倉城由倉庫和兩道圍牆組成，東西長約132米，南北寬約17米，殘垣最高處6.7米，基厚1米左右。城內以南北方向土牆兩堵，又隔成相連的三間庫房，每間長42.5米，寬14.7米。這些設施表明這個軍需倉庫的容量非常大，這麼多的糧食肯定是敦煌一代生產，不可能從遙遠的內地長途運輸而來。而當年能夠生產這麼多的糧草，證明農牧生態環境非常好。就是現在，河倉城遺址西麵約50米處，還有一個大湖泊，岸邊長滿蘆葦、紅柳、甘草等植物。東麵是一片沼澤地——這些，是當年敦煌地區的“生態遺址”吧？
種種跡象表明，那時候不光敦煌及周邊的生態環境比現代好，而且，在更遠的範圍內也都適宜遊牧民族生存。例如，當年被角逐出局的月氏就向西遷徙。一個龐大的部族突然要遷徙到未知地區，這是非常冒險的事情，但是，月氏不但成功地完成了部落的遷徙，而且占據了塞種人舊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建立國家。前174～前161年間，匈奴王協助烏孫向西攻打月氏，殺死月氏王。月氏再度西遷，翻越天山和帕米爾西部，到媯水（就是現在的阿姆河）流域，征服了當地的大夏人（巴克特裏亞人），最終定居下來，在中亞建立貴霜王朝，從前2世紀到公元6世紀，一直活動在今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地區，與中國、羅馬、安息並列為當時世界的四大強國。貴霜王朝信仰、傳播大乘佛教，發展犍陀羅藝術。據《高僧傳》記載，約公元244年前後，西域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護為徒。晉武帝時，竺法護見西域佛教隻重視建造佛教廟宇圖像，而忽視對大乘教義的傳播，因此決心弘法，隨師東遊西域諸國，學會36國語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經典原本東歸，在敦煌、長安、洛陽等地傳教譯經，被西域譽為“敦煌菩薩”或“月氏菩薩”。他首次將大乘佛教中重要經典《正法華經》翻譯到我國，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譯經大師。後來孫綽作《道賢論》，盛讚他“德居物宗”，將他和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比。
關於月氏和貴霜王朝說了這麼多，其實，要表達兩點：其一，敦煌及周邊，乃至以西的廣大地區在兩千年以前的生態環境都很好，不然，各個遊牧民族無法長期生存，也沒有必要為爭奪這裏而經常廝殺。特別是月氏，在大遷徙的過程中非但沒有衰落，反而逐漸強大起來，這與良好的自然環境肯定有很大的關係，否則，生存難保，如何發展？其二，月氏被匈奴從敦煌、祁連山一帶趕走，當他們的子民再次回到故鄉時，帶來了佛教文化與犍陀羅藝術，這種曆史際遇真的讓人感歎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