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自興起後，一直得到順利發展而不衰，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幾點：後人為了研究前代文人學者的作品和學說，通常要按年月排列譜主事跡以尋求作品與學說形成的時代背景、發展痕跡以及師承學友等，而年譜則恰好滿足了這種研究的需要，因而得以不斷地完善、發展；年譜可以補充國史、家傳之闕，並能訂正訛誤。如薑亮夫先生在《中國曆代年譜總錄·序》中說：“年譜者，人事之史也，所關至宏偉。小之則一技一藝之珍聞雅記，因之而傳，大之則足補國史之缺佚，為宋以來流暢於民間之一大業。”國史、家傳對於一個人的生平事跡隻能擇要敘述，次要的或者有當時被認為無足輕重的事件往往略寫。有的還由於記載傳聞的歧異而與記述內容有舛誤之處。這樣，年譜便應客觀實際的需要擔負起補正和訂正國史、家傳的任務。清初史學家全祖望以及清末學者孫詒讓都曾對這點作了詳盡的說明；由於年譜比一般傳記搜羅資料豐富些，編纂形式也比較靈活，又以年為序便於檢用，所以這一體裁一直沿用不衰。
由於以上原因，年譜大量流傳下來，1980年出版的楊殿珣的《中國曆代年譜總錄》著錄，共收年譜3015種，記載譜主1829人。1992年出版的《中國曆代人物年譜考錄》著錄，共收年譜6259種，譜主4010人，數量之大，充分顯示出年譜的普及程度。
此外，清代發達的文化氛圍以及高壓的專製主義文化政策也對年譜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麵，清朝從順治入關建立政權之後，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恢複發展，已達到了所謂的“盛世”階段，學術文化各方麵都在前人基礎上取得了新的成就。為了配合學術研究，年譜作為一種研究對象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乾嘉時期考據學的發達，為了使研究基礎更為紮實，對於人物的研究需要更為翔實的背景資料和有關生平事跡的詳細記述，而年譜則是一種最合適的體裁。顧廷龍在《中國曆代名人年譜目錄·序》中說“乾嘉之際，競尚考據，而編纂年譜之業遂蒸蒸日上，至今有甚而不衰”；另一方麵，清代推行文化專製，文字獄頻發，一些文人“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於是有的人就選擇羅列一個人的生平來借以評述史事，以求避免觸犯忌諱，這也在客觀上使年譜的編寫量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