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兩代的統治者都出身於豪門士族，因而，對於譜牒維護統治利益，鞏固政權的作用非常清楚。隋唐時期，門閥製度也很盛行，但與南北朝時有所不同，一是隋唐取士大多通過科舉製度，與門第關係不大；另外，經過隋末農民起義的衝擊，南北朝時的一些士族衰落、消滅了，另一批軍功貴族崛起，產生了一批新的豪門，構成李唐王朝的統治基礎和主體。為了維護整個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鞏固統治基礎，唐王朝的譜牒修撰權基本為官府所壟斷。政府設置了專門機構，不惜花費巨大代價，一次又一次地組織編寫了數部大型的譜牒著作。唐代政府修撰的譜牒，均為政治作用明顯的姓氏譜和衣冠譜，比較著名的有《氏族誌》《姓氏錄》《姓族係錄》《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譜》《唐皇玉牒》等，都是皇皇巨製。官修譜牒，成了一個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以譜牒形式將各派政治力量的既得利益固定下來，調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關係。
譜牒在唐代政治生活和婚姻中仍有相當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婚姻方麵。因而，不僅官府修譜來評定姓氏高下，私人自修家譜的情況也很多。據《新唐書·藝文誌》的不完全記載，經過唐末及五代戰亂所餘的各類家譜仍達一千餘卷。同時，還湧現了一批譜學家，在社會政治活動中發揮著作用，隻可惜唐代的各類家譜除了敦煌石窟中保留有若幹殘頁外，早已蕩然無存。
唐末黃巢起義徹底摧毀了貴族門閥製度。五代時期，征戰不已，權貴者多是靠戰功而升遷的，基本上沒有什麼顯赫的家世值得誇耀，再加上貴賤變化無常，更替很快，權貴者既不願意，也不可能抽出時間來擺家世，排門第，魏晉以來的政府譜學也就自然消亡了。
宋朝建立後，取士繼承了唐朝的科舉製度。婚姻很少注重門閥，唐朝以前譜牒所能起的政治作用已基本消失，鞏固統治用不著這個政治工具，政府沒有必要再來編修或收藏各種家譜。家譜曲纂修，一時衰落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間才得到改變。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蘇洵不約而同地編寫了各自的家譜。並提出了編修原則和具體的方法、體例，使得家譜以另一種麵目逐步走向繁榮。
歐陽修在主持編修《新唐書》時就十分重視譜牒，專門在《新唐書》中設置了《宗室世係》《宰相世係》，用以記錄李姓皇族的世係和唐代369名宰相的世係。修訂《新唐書》後，他發現自己的家族世係族人們都不太清楚，為了使族人和子孫能夠了解祖先遺德，他采用了史書的體例和圖表方式，將五世祖安福府君歐陽萬以來本家族的遷徙、婚嫁、官封、名諡、享年、墓葬及其行事等編成一部新型家譜。幾乎與之同時，蘇洵也編成《蘇氏族譜》。二人都是使用“小宗之法”，都是以五世祖作為家族始祖的。這是由於五代以來，整個社會成員的政治、經濟地位都不是固定不變的，一般家庭很少能夠世代富貴，倘若追溯五世以上的祖先事跡時，往往會碰到幾世貧賤，族人臉上無光。因此，一般家族隻好采用“小宗之法”。至於皇族，則可追溯數十百代，采用“大宗之法”來編修家譜。兩宋時代，很多士大夫都為自己的家族編寫家譜，同時，還出現了一些理論著述，最著名的就是鄭樵的《通誌·氏族略》，這些理論和實踐，指引著兩宋私人修譜事業蓬勃發展。
遼、金、元三代的家譜，如今已全部失傳，見於目錄記載的也非常少。明清兩代的家譜編修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峰，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古人家譜大都是明清兩代纂修的，明清兩代家譜編纂的目的與宋代一樣，主要是為了記錄家係、和睦家族、教育族人以及提高本家族在社會中的聲望和地位。因而，明清兩代的家譜內容比宋代增加了許多。為了抬高和標榜家族高貴，很多家譜采用了“大宗之法”。動輒上溯幾十代，上百代，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為先祖。除將家族世係排列清楚外，又增加了傳記、著述、祠堂、家規、家訓等方麵的內容，人物的記述也增加了子女、婚嫁等方麵的情況。為了隱惡揚善和保持血統純正，還規定了各種人物不準入譜的限製。行文重視文采，為了使家族世係的延續得以永遠記錄下去，還規定了續修家譜的年限。所有這些，使得明清時代的家譜纂修更係統，價值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