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黃河以北的人將“攻”字讀為“古琮切”，與“工”、“公”、“功”三字讀音不同，這是大錯特錯。近代有個人名叫“暹”，他自己把“暹”讀作“纖”；有個人名叫“琨”，他自己把“琨”讀作“袞”；有個人名叫“洸”，他自己把“洸”讀作“汪”；有個人名叫“他自己把”讀成“獡”，這不僅錯在音韻上，而且也使子孫後代的避諱變得雜亂無章了。
【評析】
顏氏在這裏所說的“音辭”，指的是文字的讀音問題。顏氏在這裏告訴我們，方言雖然客觀存在，但人們又在不斷追求語言的統一。改變“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的狀況，以有利於思想的交流，這是顏氏的迫切願望。統一語音非常重要，任務也非常艱巨，距離顏氏一千多年以後的今天，漢民族語言依然存在七大方言區，推廣普通話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是證明。
顏氏指出由於習俗風氣的不同以及撰寫文章的作者有地域（楚地人和中原人）的差異，所以導致古今語音相差很大。顏氏特別提醒一些學者注意，以前的反切，很多都無法拚出正確的讀音，所以要格外注意讀音問題，不要讀錯字，不要沿襲古人的錯誤，這也是對子孫的教誨。顏氏對字詞的讀音非常重視，對音韻學也非常有研究，造詣頗深。盡管如此，他還是覺得自己才疏學淺，這裏固然含有謙虛的意思，但是另一方麵也說明語言的博大精深。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顏氏才專門對子孫進行這方麵的教育。
顏氏很重視對孩子的語言教育，重視到連孩子的發音、言辭都很注意，在幼兒時就逐漸糾正他們的讀音，並把孩子發音的錯誤都當成是自己的過失。這種教育方式很值得提倡。兒童時代是一個人學好語言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重視糾正他們的發音錯誤，是很有科學道理的。這也是顏氏治學嚴謹的一個重要表現。在對幼年孩子的教育上，注重這方麵教育的古人也不是少數。從宋代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須知》中我們依然可以受到一些啟示。
朱熹在對兒童的教育中，突出“講”、“習”、“化”這三個字。所謂“講”就是指道德灌輸；“習”就是指習慣培養；“化”就是指熏陶變化。為了培養子侄們良好的習慣，他製定了詳細的兒童行為準則——《童蒙須知》，其中一部分是專門來規範兒童應該怎樣讀書習字的，現摘錄如下：
凡讀書，須整頓幾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隻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雲：“讀書千遍，其意自現”，謂熟讀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餘嚐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看不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卻隻漫浪誦讀，絕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汙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汙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此外，起床睡覺、說話走路、吃飯飲酒、待人接物都有規則，從而對兒童進行全麵化教育。像這樣從小就注意培養孩子良好習慣的教育方法是很值得推崇的。兒童時期是習慣形成的時期，抓住這個時機，培養孩子正確的行為習慣，比等到孩子養成不良習慣後再糾正，要容易得多。朱熹也看到了這一點，因此製訂了《童蒙須知》，其要求的行為習慣是符合當時社會規範的、是文明禮貌的、有一定文化素養的行為習慣。
顏氏之所以將讀音獨立成篇，可見其對讀音的重視程度。之所以會這樣，當然跟顏氏深厚的學識，嚴謹的學風分不開。此外，就是顏氏對子孫要求嚴格，注意從小培養孩子在學習上嚴格要求自己的好習慣。發音看似小事，但事實上這是對孩子學習態度的考驗。關注這些細節都是為孩子將來做大事打基礎的。
除此之外，顏氏還認為人的品行跟語言有著一定的聯係。他在文中提到，古人說過：“整天享用精美食物的人，很少有品行端正的。”顏氏分析其原因，是因為他們驕橫奢侈，自我滿足，而不能克製勉勵自己。顏氏由品行的不端聯係到語言的不純正，他發現一些王公貴族的語音多不純正。究其原因：在內受到低賤保傅的感染，在外又沒有良師益友的指點和幫助。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語言、字音可以反映一個人的文化素養和道德品行。所以一定得在這方麵嚴格要求孩子。要學好語言，讀準字音，從中可以引申出三個方麵的條件：一是要有謙虛謹慎的學習態度；二是要有良好的語言環境；三是要有比較高明的老師。這些依然適用於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