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書記說九龍山有五百多年的曆史了，當初剛說要動員下山的時候，真的非常的苦，說著說著他都快掉眼淚了，說到村民不理解他的時候，剛開始動員他們下山的時候，他被別人罵說是個忘本的人，想拋棄老祖宗留下的這個地方，世世代代都是這樣過的，怎麼到我們這一代就要下山，怎麼對得起老祖宗，當初選書記時怎麼都瞎了眼了……村民說什麼難聽的話的都有，鄧書記忍住了，他說他也曾經想過退到二線，但是經過董老和鄉裏做了他的思想工作，他當時才得已堅持下來的，每說一段話他總會加一句“多虧有了老董”
在下定決心帶領全村搬下山後，鄧書記不畏艱難困苦，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下山脫貧工作中。董春法說，“鄧書記為了給村裏省錢，每一塊錢都精打細算，縣裏組織去玩，他從來不去，把錢留下給村裏用，在辦下山手續的時候，鄧書記為了省錢，他從來不在縣裏過夜，每天都是早上早早的起來坐最早的車子去縣裏，坐最晚的車回到村裏，每天接觸了什麼人，工作有什麼進展了當晚都會回到村委開會通報一聲，就這樣走了快一年，終於辦完了手續，下山脫貧成了現實。”
正是因為有許多象董主任、鄧書記等等這樣的各級領導幹部的努力，全縣4萬多山民才能順利搬下山來。這十多年來，武義縣下山脫貧戰略有條不紊地實施，而且沒有發生任何群眾因之上訪的事情。這些都歸功於當地各級政府在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上的稔熟。董春法多次對筆者說：
下山脫貧工作是一項非常複雜的社會係統工程，要完成這樣一項嶄新的工作，就必須依靠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依靠各有關部門、鄉鎮、街道的大力支持和媒體的大力支持，特別需要接納村的大力支持，要有社會各界的關心、幫扶才能完成，否則將一事無成。武義下山脫貧工作開展10多年來，曆任扶貧辦主任王恒榮、鍾發品等，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都為做好下山脫貧工作作出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貢獻。
在推進下山脫貧的過程中，武義縣各級政府認真做好以下幾個方麵的工作：一是搞好調研決策和總體規劃，成立了下山脫貧工作領導小組，搞好試點，並製定下山脫貧總體規劃，使山民“有序搬”；二是做好宣傳發動和政策引導，在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上廣泛宣傳下山脫貧典型，同時組織貧困山區農民參觀下山脫貧試點村，用現實引導說服農民。在思想上使山民“主動搬”；三是加強思想工作和組織協調，使接納村“歡迎搬”；四是堅持自力更生和適當補助，使山民“搬得起”，為了確保“搬得起”，武義采取了一係列減輕高山、深山群眾負擔的政策，給予土地優惠、政策傾斜，並多方籌措資金，積極爭取扶貧結對單位的援助；五是從搬遷布局和異地開發上做文章，使山民“搬得好”。對此，武義縣有意識地引導下山脫貧人口向桐琴、泉溪等工業園區集中的地區遷移，既緩解工業園區對勞動力的需求，又解決了下山人口今後的生活出路問題。
正如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所說的那樣：“武義下山脫貧工程是一項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武義下山脫貧成效顯著，經驗十分寶貴，值得總結和推廣，要善始善終繼續抓好。”這種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正體現在上述兩點，即它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兩大問題，實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共處問題，創造了一個世界扶貧史上的奇跡，從而具有國際性的反貧困借鑒作用。
（第十三章）村務監督：武義模式元素之九
在人與人的溝通交流中，村級政權管理民主的問題一直是影響農村穩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監督“村官”，在村民委員會成立以後，就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武義縣後陳村在全國第一個創造性地成立了與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並列的“第三駕馬車”——村務監督委員會，使農村的基層民主管理有了製度保障，實現了農村政治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武義村務監督的製度創新，也就成了武義模式的一個重要元素。
一、村務監督：後陳村的製度創新
1．“後陳經驗”的緣起：“村官”的腐化與上訪事件的增多
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村官”（村幹部）手中掌握的權力資源越來越多，而約束村幹部權力的製度和監督卻十分薄弱。因村務監督缺失、民主管理不完善，侵犯村民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村民集體上訪事件增多，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成為農村當前黨群、幹群關係緊張的主要誘因。
2001年至2003年，武義縣紀委共立案查處農村黨員幹部147人，占查處總數的46．9％，僅2003年就查處40人，占查處總數的48％。象後陳村所在的白洋街道，該街道有59個村莊社區，僅2003年就查處了5個村支部書記、村主任，其中還有一人被判刑。盡管嚴厲查處，村幹部仍“前腐後繼”、不斷因經濟問題翻身落馬。白洋街道原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徐向陽在與筆者的訪談中，談到了當時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