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義縣城驅車向東約10公裏，有林蔭小道蜿蜒入山。道路兩旁層巒疊嶂，密密實實地環繞著青山綠樹，宛如進入一個世外桃源。武義本就多山，邃壑玲瓏，清溪環繞，自然風光迷人，但是像這樣在青山秀水間顯現一份寧謐與安詳之處並不多見。漸漸看到明招山的全貌了，果真是峰巒連綿，山明水秀。立於明招山高處俯看周圍，可見萬山列羅，狀如膜拜，可能群山也如我們一般景仰這座武義的文化聖山。蜿蜒於明招山間的小白溪，溪水終年不斷，清澈見底，顯得靈氣而生動。周圍青山狀如兩條巨龍環繞，龍頭前麵是一口水潭，形成“二龍戲珠”之勢，若是雨天，則雲籠霧罩，雙龍時隱時現，讓人疑為仙境。
而明招寺就建在這青山綠水的環抱之中。明招寺初名“惠安寺”，清乾隆二十年（1757年）敕賜名“智覺寺”，然而民間因其座落在明招山，仍習慣稱它明招寺。據清嘉慶《武義縣誌》載，明招寺始建於東晉，原為東晉鎮南將軍阮孚隱居的宅院。阮孚才華超群，性情曠達，在赴任廣州刺史途中路經武義明招山，被明招山仙境般的美景和超脫世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於斯棄官歸隱，從此過著隱逸快樂的生活，寄情明招山水，阮孚嗜酒如命，常常縱酒風流，曾留下金貂換酒的軼事。據說阮孚晚年雙目失明，多方求醫無效，一日，有一貧僧願挖己眼救治以求換其宅舍，阮孚應允，眼疾得解，於是舍宅建刹，風水絕代的明招寺由此而來。呂祖謙敬仰阮孚的為人，慕名到明招山尋訪阮孚遺跡。羨此山水風光宜人，遂隨父將祖墳遷葬此處，並在明招寺暫設講堂，與朱熹、陳亮、葉適等人一起講學，一時天下名士雲集。一批批武義籍人紛紛投師門下，又吸引一批批外地學子前來，相繼成為領一時風騷的明招學者。從此明招文化代代相傳，對武義教育文化發展的影響綿延至今。
對明招的山水美景，呂祖謙是飽含深情的，曾有詩讚曰：
前山雨褪花，餘芳棲老木，
卷藏萬古春，歸此一窗竹。
浮光泛軒楹，秀色若可掬，
豐腴當夕餐，大勝五鼎肉。
明招文化就在這個山清水秀的地方誕生、孳乳、傳播、發揚，在武義的文化寶庫中，以其獨特的身姿涵蓋和吐納著武義的文明，大大促進了武義文化的突破與轉型，給一直以來崇尚佛、道文化的武義送來了儒家文化，較快地喚醒並提升了武義人的心智和文化素質，使小小武義因明招文化及其明招學者而蜚聲省內外四百餘年。那麼究其要義，明招文化的精髓何在？筆者認為就在於其致用、兼容、開創和孝親精神。
首先，致用觀是明招文化的精華所在。這與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經世致用思想相互影響。呂祖謙雖然繼承二程，尤其是程頤的心性之學而談過心性，其理學思想同樣以“天理”作為最高範疇，但他和那些空談心性的理學家明顯不同。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他格外重視治經史以致用，以為學者須當為有用之學。他對當時的科舉製度持相當嚴厲的批評態度，主張參加科考者應加強對曆史和現實典製的研究，力求了解曆史事件的發展源流和前因後果，總結經驗，以史為鑒。也正基於此，呂學竭力在各方麵為科舉服務，因而也獲得了廣泛的歡迎。他的教育觀同樣是求實致用的。其教育方針是：“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他還主張“學者須當為有用之學”，反對“讀書全不作有用看”的錯誤觀點，他說：“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又說：“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
他的一切思想觀點都緊扣求實致用發出心聲。他編教材、撰講義、立學規、約講會，都是有“實用”之處，都是有針對性的，決不作無謂的“性”“理”之爭。
他的求實致用觀體現在他在明招山兩度守墓（先為母喪後為父喪）近六年時間裏，一邊守墓，一邊講學，孝義結合，孝不廢義。盡管在當時朱熹和陸九齡等理學家看來，呂祖謙這種作為有不孝之嫌，但他頂著很大的壓力，還是在守墓盡孝道的同時，兼顧了眾多學子的求學之義。先後有300多學子受過他的講習。這也正好反映了其求實致用精神。
其次，明招文化的精要還在於其兼容精神。兼容精神首先表現在其學術包容性，明招文化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儒學、佛學和道學交織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根基，武義也不例外。東晉的阮孚歸隱在明招山，唐時的葉法善在武義南部原括蒼縣白馬山（今武義縣柳城佘族鎮）行道積善，阮孚的隱逸和葉法善弄道均是道家的文化表達。後來阮孚舍宅建刹，將其隱居的住所改為後來的明招寺，從此佛教在武義傳播開來。而南宋時，呂祖謙就在明招寺開堂講學，讓儒學在武義紮下了根基，把佛教的寶地變成了儒家的學堂。小小的明招山就以其博大的胸襟兼容著儒、道、佛三家文化，一切都那麼自然地變化著、交融著、升華著，互不排斥，各得其所。明招文化也同樣沒有因為傳播儒家文化就打擊壓製道、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