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呂祖謙是一個學術包容性很強的學者，他自己問學“未嚐倚一偏、主一說”，其哲學思想和學術觀點既融合了當時名儒朱熹、陸九淵兩派之論，又吸收了當時永嘉學派、永康學派的事功思想，還包容自己的師學、家學的精華以及其他人的思想精華。在學術的包容性上南宋時無一人可與之相比。
兼容精神還表現在呂祖謙在儒家學者間調停磨合的努力上。他在明招山的講學活動名揚江南，吸引了大批求知若渴的學子，也吸引了當時各派理學名家，有福建的朱熹，江西的陸九淵、陸九齡，湘湖學派的張軾，永康學派的陳亮，永嘉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人，他們來此造訪，相互切磋交流學術，而且還被呂祖謙請上講堂講學。這些理學大師們的學術觀點不同，文化傾向也不同，他們給武義學子們送來各種學術之風，開拓了他們的視野，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種學術交流、學術爭鳴之風，進而體現了一種學術包容精神。呂祖謙還把這種風氣進一步引導成講會之風，即“鵝湖之會”，讓朱熹和陸九淵兄弟麵對麵進行學術交鋒，以求學術和諧。
而且呂祖謙的文化學術精神是開放式的，他常常是邊遊曆、邊教學，廣泛接納各學術派別的學術精華於一身。明招文化兼容精神也有這樣的風格。
第三，開創性是明招文化的又一要義。其開創性首先是呂祖謙在這裏開創了“浙東史學”。在南宋朱熹為首的理學欲行其道之時，呂祖謙舉起史學的大旗，強調要從曆史的實際中去了解曆史，對朱熹“以經為本”而後讀史的主張是一個反撥。呂祖謙的曆史觀是前進的，他認為曆史的發展要“有因有革”；發展就是變化，要“日新”，提出“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他還指出決定國家大事必須“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廣攬豪傑，共集事功”的意見。他對學習、研究曆史提出許多正確方法，如“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明招文化開創性的另一個表現在於呂祖謙在“以經為本”的科考之風盛行之時，撰寫《東萊博議》等書作為學生應試的教材。《東萊博議》以《左傳》的曆史事件為題材，對古代的社會政治、軍事的成敗、治亂的因果、倫理道德的得失等等作了深入的分析示範。把史學作為教材不能不說是呂祖謙的一個創舉。
最後，明招文化還體現孝親精神。呂祖謙一生中對父母長輩都是很孝順的，他虔誠地事親、奉親，送父母赴任所，接父母回家等等，都是與當時的風俗合拍的。母親旅行途中去世，他以自己侍奉不周自責，父親臨終他未及趕到送終，他又自責自己不孝，父母去世後，他在明招山為父母各守墓三年，在思想和行動上，他的孝親德行是非常到位的。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臆測，如果沒有孝親精神，呂祖謙就可能不來明招山守墓，那麼讓武義為之驕傲的明招文化也就不複存在了。
明招文化在武義因其曆史悠久、涉及名人多，學術延伸長而成為武義，乃至金華、浙江的一個重要文化遺產。它是武義曆史上最燦爛的文化，其致用、兼容、開創、孝親的精神更是深深積澱在武義文化的深層，成為武義文化底蘊最深厚的部分。
3．洗禮：革命文化的弘揚
武義不僅有輝煌燦爛的明招文化，還有創新進取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也是構成武義文化底蘊的重要內容。
（1）學社的創建
武義縣具有光榮的革命鬥爭傳統，在漫長而又艱難的革命鬥爭中，革命文化始終是革命運動的先導，推動和促進革命形式的發展。“五四”之後，武義出現了大批的革命進步社團宣傳新文化，灌輸新思想，這一時期宣平成立了“庚申學社”、“西山學社”、“方圓學社”，提出破除迷信，打倒孔家店，主張改良舊私塾，推行新文化。武義成立了“醒世社”以灌輸新文化、新思想為宗旨，用“警世易俗”的含意自編新劇進行宣傳。
（2）報紙的出版
1926年，武義建立中共黨組織後，共產黨人何覺人在武義還創辦了《大鑼報》和《工農兵報》，來宣傳革命思想，以“敲破沉悶的宇宙，敲醒睡夢的同胞”。抗日戰爭時，武義縣抗日自治委員會和文化促進委員會聯合創辦抗日宣傳刊物《警鍾周刊》。同時，武義新知書店創辦起來，傳播抗日救國書刊和馬列著作。1939年5月，原宣平縣戰時文化教育委員會成立，先後出版《報仇》、《宣民抗戰》、《奇好》等刊物，以及隨後創辦的《宣平新報》，宣傳抗日。抗戰期間，武義和原宣平縣舉辦了戰時民眾講座、抗戰燈謎會等多種抗日宣傳活動。1942年武義淪陷後，縣政府遷駐新宅村時期，武義縣長蔡一鳴以詩會友，激發抗日愛國之情懷，印編了抗日詩書《嶺上草堂唱和集》，集詩50首。1949年2月，浙東遊擊縱隊6支隊在雪峰山創辦路南電台。3月，新路南報社成立，出版《新路南報》32期，三天一期，共辦了二個半月，並編印幹部學習資料，出版《新路南叢書》4輯33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