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類學家對鄉土中國的解讀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曾精辟地說過：“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因此，“大多的農民是聚村而居。這一點對於我們鄉土社會的性質很有影響”；“無論出於什麼的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並且“鄉土社會的生活是高於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範圍有地域上的限製，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這就是鄉土中國的大致圖像。
就是這樣一個“差序格局”結構的鄉土中國，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一直是中外人類學家們關注的熱點，他們走進田野，深入調查，對鄉土中國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讀。
1．社區：費孝通對鄉土中國的解讀
如何解讀鄉土中國，費孝通從社區角度切入，進行了探索分析。為什麼要從社區切入，費孝通解釋說：“以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作為研究對象，這對象並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須是具體的社區，因為聯係著各個社會製度的是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有時空的坐落，這就是社區。每一個社區都有它的一套社會結構，各製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現代社會學的一個趨勢就是社區的研究，也稱作社區分析。”
在中國，最早的社區研究可以追溯到葛學溥（DanielKulp）在廣東鳳凰村的家族調查，其研究成果《鳳凰村》發表於1925年。不過，由於作者隻是一個“業餘人類學家”，在學術界引起的反響並不大。1930年代之後，留學歐美的費孝通、林耀華、楊懋春等先後發表以單個的中國村莊資料為基礎的社區研究作品。一時間，社區研究蔚然成風，影響之大，波及海內外，被馬林諾斯基稱譽為“社會學中國學派”，在對鄉土中國的社區研究中，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是一個典範。
江村，是費孝通為太湖東岸一個普通江南村莊，即開弦弓村所取的學名。費孝通的這部成名作《江村經濟》，展示了一個典型的南方農村的內部結構。《江村經濟》一書以小見大，寫了中國江南一個村莊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換”等實際生產和生活過程來探討中國基層社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過程，並試圖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把握中國社會在當代條件下的宏觀社會變遷過程以及可能的應付之道。
《江村經濟》獲得了學術界高度的評價說：他的博士導師馬林諾夫斯基評價說：“我敢預言費孝通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裏程碑。此書有一些傑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誌著一個新的發展。本書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作者並不是一個外來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的；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說人貴有自知之明的話，那麼一個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當然是最艱巨的，同樣，這也是一個實地調查工作者的最珍貴的成就。”
而從鄉土中國的角度看，農村問題是長期困擾中國發展的一個症結。長期以來，這個症結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雖有不同的表現，但基本內核似乎變化不大，增加農民收入和改變農民現狀一直是核心問題。正如費孝通在《江村經濟》的最後結論中對20世紀初期中國農村總結道：“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針對這個判斷，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思路：“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收入。”在後來的探索中，他更加從發展農村副業、勞動力轉移以及城鄉一體化尋求解決之道，這正是我們今天研究新農村建設關注的核心問題。
2．宗族：弗裏德曼對鄉土中國的解讀
鄉土中國的魅力實在太大了，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出版後，吸引了不少西方人類學家走進鄉土中國，英國人類學家莫裏斯？弗裏德曼（MauriceFreedman，1920-1975）是從宗族角度切入，研究鄉土中國的代表，其代表作是1958年出版的《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
《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一書所關注的是中國東南福建、廣東一帶所存在的大量的宗族組織形式，作者試圖展現中國這個文明社會存在與非洲一樣發達的宗族組織的現實及探討其結構和功能，以此為基礎考察了宗族之間以及宗族與國家的關係。從對鄉土中國的宗族研究中，弗裏德曼對鄉土中國作出了自己的解讀，他認為正是因為中國東南這個“邊陲地區”，遠離中央集權中心的社會，宗族組織才得以壯大流行。在他看來，中國東南地區處於邊陲地區，所以更需要自治，需要宗族的社會組織來管理這個遠離中央的邊陲地帶。而且邊陲地區的人們需要有效地利用資源和自衛，隻有互利合作，形成一個集團，才能獲得最大化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