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聯結“國家－社區”二分結構的中間組織的“宗族”，它是如何處理自己與國家的關係呢？弗裏德曼指出，宗族在建立其與國家的關係上，把那些官府的官員歸為宗族的成員，以求他們為宗族帶來利益和榮譽。從這個角度來說，宗族是個自治的單位。它盡量在自身內部解決宗族的各種矛盾和衝突問題。在這方麵，宗族與國家都盡量互不幹涉，保持各自為陣的狀態，從而維持一種穩定的秩序。另一個方麵，宗族與國家的衝突在東南地區表現的非常明顯，弗裏德曼以天地會與三合會等秘密會社的反清複明活動為例來闡述宗族與國家之間的對立關係。於是，由於東南地區的中國在有些背景下，宗族與宗族之間發生衝突；在另一些背景下，宗族或宗族的階層部分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國家。而紳士在這種對立中對國家的態度是矛盾的，他們既是宗族的一員，同時又是與國家上層建築打交道的階層，所以處在一種兩難的境地。
弗裏德曼的《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一書的問世，開了從宗族角度研究鄉土中國之風氣，美國漢人社會研究的一種“範式”。事實也是如此，此後相當一段時間裏，不少中國學者解讀鄉土中國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到了宗族上。
3．市場：施堅雅對鄉土中國的解讀
與費孝通的社區和弗裏德曼的宗族解讀鄉土中國不同的是，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G.W.Skinner）的研究跳出了家族和村莊的狹小範圍，把關注的眼光轉移到基層市場，他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提出了解讀鄉土中國的“市場理論”。他否定了村落作為農村基本單位的意義，認為市場結構具有農民社會或傳統農耕社會的全部特征，因而將市場看作一種社會體係。在他提出的模式中，地方市場體係共有三個等級，基層市場（StandardMarket）是其中最低的一級。在基層市場服務的區域，不僅存在密集的經濟互動，同時也有密集的社會文化互動。結果，這一區域不僅是商業交換的基本單位，也成為“小傳統”的基本載體，是複合宗族、秘密社會、宗教組織、方言、庇護——被庇護關係、媒婆活動的基層空間。
按照施堅雅的市場體係理論，屬於集鎮（town）範疇的彼此相連的經濟中心地包括：標準市場（standardmarket）、中間市場（intermediatemarket）、中心市場（centralmarket）。集市貿易體係由基層市場、中間市場、中心市場三個向上遞進的等級構成。他認為單純的村落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構成中國鄉村社會基本結構單元的應該是以基層集鎮為中心，包括大約18個村莊在內的，具有正六邊形結構的基層市場共同體。
在市場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施堅雅又於1977年和1984年在《中國的曆史結構》中提出了“宏觀區域說”和“區域發展周期說”這兩個具有重要創新意義的理論，前者運用中心地理論結合市場學說，對中國城市史以及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史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突破了地方史研究囿於行政區域的局限，創立了以市場為基礎的宏觀區域體係理論；後者通過對華北區域的分析，從縱向剖析了中國各區域發展過程的差異現象，證實了區域發展周期的存在，施堅雅認為：區域發展周期不僅是經濟繁榮與蕭條的周期，也是人口增長與下降、社會的發展與退化、組織的擴張與收縮、社會的和平與動亂的各種周期。由此引申的推論是：各區域的發展周期可能完全不同步進行。
施堅雅的市場共同體理論是在批判和反思鄉土中國研究中，費孝通的社區研究理論和弗裏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同時施堅雅的宏觀區域說也突破了美國中國學將行政省區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基本單位的傳統框架。因此，施堅雅所創立的研究範式能夠長盛不衰，成為鄉土中國和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理論典範。
4．民間宗教：武雅士對鄉土中國的解讀
美國人類學家武雅士（ArthurP·Wolf）對鄉土中國的解讀卻另辟蹊徑，從精神層麵切入，在1974年主編出版了《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與儀式》一書，提出了解釋鄉土中國民間宗教的“神、祖先、鬼”的象征體係。